2005年7月29日，病榻上的钱学森向温家宝总理坦诚相告，“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他说，“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我忧虑的就是这一点。”对于现行教育制度，钱老说：“现在的学生对知识没有兴趣，老师教到什么程度，学生学到什么程度，这样的教育是不行的，教材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教师。”.

他是一个真正的无私的爱国者，我们崇敬他，.

引用:

原帖由 云雀 于 2009-11-3 10:40 发表
他是一个真正的无私的爱国者，我们崇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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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老对中国教育的现状说得太准确了！.

美国教育培养出来的一位天才。许多老一辈的科学大家接受的都是英美教育。.

创新精神是“玩”出来的
　　像钱学森这样举世公认的创新人才是怎样培养出来的呢？
　　通过钱老在北师大附中读书时的故事可以看出，那时的学生没有考试追高分的压力，他们把大量的时间用来“玩”。其实他们的“玩”就是读课外书、动手实验和外出实践。
　　生物课上，老师常常带学生到野外采集标本、制作标本，钱先生当时就用在野外抓到的蛇制作了标本；几何课老师用桐城派古文的风格写讲义，讲课时还拉着腔调念讲义，“很带味”；虽然当时学校还很穷，但是化学实验室却对学生随时开放，钱先生在那段时间做了很多化学实验。
　　正是这种没有过多限制、形式多样的教育让钱先生对知识充满了兴趣，他博览群书，对探索新知充满了向往。
　　钱老1984年4月20日接受北京师大附中教师访问时说，当时附中的选修课很多，“每天中午大家吃了午饭，在教室里互相交谈感兴趣的各种科学知识，数学的、物理的、化学的，什么都有……”
　　老师们也是这样教育学生，著名数学教师傅仲孙先生提倡创新，在给学生的测验评分时独出心裁，如果出5道题，学生都答对了，但解法平淡，只给80分；如果答对4道，但解法有创新，就给100分，还要另加奖励。
　　当前美国等发达国家流行大学基础课下移到中学开设，并把成绩作为选拔大学生的重要条件。而80多年前的北师大附中就已经在开设大学课程了。像高等数学、高等物理、高等化学等知识，或渗透到日常教学中，或单独开设选修课；文史哲等方面的课程，更是广博、精深；外语课的教学标准高，培养的学生能力强，还开设了多个语种。钱老上高中时，有些课的老师就用英语授课了。高二时，钱老选择德语作为自己的第二外语。钱老曾向附中的老师回忆：“我附中毕业后，到上海交通大学学习，第一年觉得大学功课没有什么，因为我在中学都学过了。上海交大四年实际上就学了两年，考上了公费留学美国，是靠附中打下的基础。”
　　钱学森的父亲也给他在课外找老师补课，扩大知识面。当时，教育家林砺儒是钱老的校长，却不是他的任课老师。为此，钱学森的父亲特地找到林校长，请他额外辅导自己的儿子。
　　林校长并没有答应下来，而是出了几道题，要考考小学森。两个大人正在聊天，却发现小学森跑出去玩了，而他的答题卷子却放在桌上。他的解答深得林校长认可，于是，林校长收下了这个学生，教授他伦理学。
　　教育家办学深深影响了钱学森
　　在钱学森中学时代的6年里，他虽没有跳过级，但是博览群书，知识丰富，德智体美均衡发展，为以后的大学、研究生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钱学森回忆母校时，谈得最多的就是教过他的老师。他时常回忆起中学时代的情形：
　　“在那样一种艰难困苦的年代，办学真不是一件易事。但是北京师大附中当时的校长（那时称主任）林砺儒却把师大附中办成了一流的学校，真是了不起。讲附中那时的情景，有点像神话，我们这些小孩子都知道，世界上有两个伟人，一个是列宁，一个是爱因斯坦。”

[ 本帖最后由 ououmama 于 2009-11-4 16:10 编辑 ].

给钱学森留下很深刻印象的是教几何的傅仲孙老师。
　　一次，傅老师说：“你只要承认公理，定理是根据逻辑推断的必然结果。”他一再强调，这样的理论在中国是如此，在全世界也是如此，拿到火星上去它也是如此。钱老回忆，傅老师为了强调几何理论的正确，还诙谐地说，不但人相信，鬼也得相信，连鬼的儿子都得相信。
　　钱学森后来认为，在初三年级听傅老师的几何课，使他第一次明白什么是严谨的科学。
　　大师的培养模式能否复制
　　很多人都说我们现在已经培养不出钱学森这样的大师了，也有人悲观地说“大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那么，既然我们的教育体系中曾经培养出了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巨人，那么这样的教育理念能否复制，当年培养钱学森的理念是否过时了呢？
　　“其实，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各类人才在人群中的分布是均衡的。”刘沪说，也就是，各种资质的人在人群中的分布是有一定比例的，这个比例现在和过去是差不多的。按照刘沪校长的理论进行推论，过去能培养出钱学森这样的大师，现在也应该能培养出大师。
　　但是，大师为什么越来越少了呢？
　　“当年我们学校的校训是‘诚、爱、勤、勇’。”刘沪说，校训所提出的四个方面是一个优秀人才的必备人格特征，“没有一条直接与分数、升学相关”。这可能就是问题的关键。
　　刘沪分析，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我们的教育环境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经济所提倡的竞争意识、独生子女政策下父母对子女更高的期待、全社会的舆论环境以及政策的导向作用，使教育变得更加功利了。
　　学校的北大、清华录取率不高，没有考出个状元来，社会就会觉得“这个学校不行了”，学生考试没考好，哪怕是一次没考好，学校和家长都会不答应。
　　钱老在中学时代就非常善于主动学习，而在如今这种分分必争的高度紧张状态下，学生哪有时间博览群书、醉心实验呢？
　　人们忘了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事业，“我们现在太强调‘不能输在起点上’、‘不能输在跑道上’，但其实，只有真正跑到终点的才是胜利者。”刘沪说。
　　晚年的钱老，始终关心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关心着杰出人才的培养。温家宝总理2006年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温总理说：“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钱老的关心，总理的焦虑，正是所有教育工作者面临的艰巨任务。
　　按照钱学森的教育理念，西安交大办了钱学森班，以期能培养创新人才和大师级人才。而先生一直忧心而且一直反对的中学教育的唯分数论却没有什么改变，这也许是钱老一生最大的遗憾。
　　大师走了，他的遗憾成了留给我们后人的一道待解的难题。.

1989年在美国召开的国际科学技术会议上，钱学森被授予“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称号，1999年他又被国际媒体选为“影响20世纪科技发展的20位世界级科技巨人”之一。这20位巨人中第一位是爱因斯坦，之后是玻耳、居里夫人、冯·卡门等，钱学森排名第18，是20位巨人中唯一的亚洲人。
　　出生于20世纪初的钱老，经历了时代变换的风云，承受了科学研究的辛劳，其生命轨迹却长达近1个世纪。刘沪认为这和他从小热爱体育运动不无关系。
　　同时，钱老喜欢画画，而且画技不俗，还擅长吹圆号、吹口琴。热爱艺术的钱老一生没有放弃对美的追求。
　　2005年7月29日和今年8月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两次登门看望钱老，钱学森当面就“创新人才”培养问题提出了建议，还提出了“处理好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就能够创新，中国人就一定能赛过外国人”的观点。
　　刘沪校长说，钱老与歌唱家蒋英一生伉俪情深，而艺术是二老夫妻关系中很重要的因素。
　　“教育的成果是滞后的。”刘沪认为，从钱学森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上个世纪20年代师大附中的教育是成功的。
　　超脱地看待考试和分数 不搞考前突击和死记硬背
　　“钱学森学生时代没有那么重视分数。”刘沪介绍，考试前，大家都在操场上打球，不到天黑不回家。
　　据钱老回忆，当时师大附中对考试形成了这样的风气：“学生临考试是不做准备的。从不因为明天要考什么而加班背诵课本。大家都重在理解不在记忆。考试结果，一般学生都是70多分，优秀学生80多分。”如果通过死记硬背、急功近利获得高分，同学们反倒瞧不起。
　　钱老甚至蔑视分数。据介绍，钱老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时，一次老师给他的卷子判了100分，钱老后来发现卷子上有一个小错误，要求老师重新判分，最终改成了96分。
　　可能正是钱老对分数这种“蔑视”的态度，才能让他从分数中解放出来，刘沪说，钱老坚决反对中学是上大学的台阶，认为它只是青少年成长发展的一个阶段。.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10月31日走完了他98年的人生轨迹。
　　钱先生一生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堪称当代的民族英雄；而且他走过的人生道路，无论是学术的成就还是幸福的婚姻，也都堪称典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回望钱学森的成长历程和教育背景，是否也有值得教育界、学生父母和莘莘学子领悟和思考借鉴之处？
　　北京一夜入冬。11月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师生们早早聚集到了钱学森展览馆门外，悼念他们的杰出校友钱学森。学生们默默地将黄白菊花摆放在钱老的铜像前，附中校长刘沪说：“教育是一种传承，钱老在师大附中成长的故事会留存在孩子们的心里，影响着他们未来的做人和做事。”
　　钱学森192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不久前，钱老之子钱永刚先生代表钱老将他的师大附中毕业证书捐赠给母校，作为钱学森展馆的镇馆之宝。我校也精心制作了一个青铜雕塑——师大附中老校门，准备在钱老98岁生日时赠送给他。”刘沪说，没想到这时候却传来了先生逝世的噩耗。
　　钱先生一直情系母校。刘沪昨天前往钱先生家吊唁时，遇到了钱老的第一任警卫。老人说，钱老每次路过附中老校址，都会指给他看，“这是我最熟悉的地方”。1955年，从美国归来刚到北京不久，钱学森就到师大附中看望老师们。回忆起中学时代的生活，他总是说：“我对师大附中很有感情。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6年师大附中的学习生活对我的教育很深，对我的一生，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作用。”
　　今天，在第一次对社会开放的钱学森展览馆里，展示了大量钱学森出国留学前的故事。这些故事给当代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钱学森是全面发展的典范
　　“纵观钱老的一生，德智体美无不达到顶峰。”刘沪校长说。
　　钱老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冲破重重阻碍回到祖国怀抱，这种伟大的爱国情怀一直令国人感动和钦佩。“我们在附中上学，都感到一个问题压在心上，就是民族、国家的存亡问题。”钱老曾经这样回忆，在他心中，祖国最重。
　　钱学森是中国的科技巨人，也是世界顶尖的科学家。10月22日，2008年度国家科技最高奖得主、北京大学教授徐光宪院士谈到“国人不必为没有诺贝尔奖自卑”时举例，“钱学森是十年一遇的世界伟大科学家，超过一年一遇的一般诺贝尔奖得主”。.

引用:

原帖由 ououmama 于 2009-11-4 07:01 发表
创新精神是“玩”出来的
　　像钱学森这样举世公认的创新人才是怎样培养出来的呢？

　　钱学森的父亲也给他在课外找老师补课，扩大知识面。

引用:

原帖由 ououmama 于 2009-11-4 07:01 发表
钱学森的父亲特地找到林校长，请他额外辅导自己的儿子。

终于找到强有力的支持了，我也努力向钱父看齐，找人辅导孩子。

[ 本帖最后由 felix的娘亲 于 2009-11-4 08:23 编辑 ].

引用:

原帖由 ououmama 于 2009-11-4 07:10 发表
钱老甚至蔑视分数。据介绍，钱老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时，一次老师给他的卷子判了100分，钱老后来发现卷子上有一个小错误，要求老师重新判分，最终改成了96分。

　　

引用:

原帖由 ououmama 于 2009-11-4 07:10 发表

　　可能正是钱老对分数这种“蔑视”的态度，才能让他从分数中解放出来，刘沪说，钱老坚决反对中学是上大学的台阶，认为它只是青少年成长发展的一个阶段。

我的孩子也能做到“藐视”分数 ，但是成绩真不理想.

我们的教育留给孩子独立思考的时间太少，让孩子做题和死记的时间太多。好的老师讲完课后，布置几道值得学生去思考的题目就可以了，作业太多孩子没有多少时间思考了，没不要让孩子做太多题目，那样不利于孩子思考。.

钱学森，浙江省杭州市人，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１１日生于上海。钱学森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他的父亲钱均夫曾经留学日本，学习历史、地理和教育，民国时期在教育部任职。钱学森三岁随父母进京，钱均夫不让儿子读私塾，而是让他接受正规的现代教育。钱学森到了北京后上过蒙养院（幼儿园），女师大附小（今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师大附小（今北京市第一实验小学）和师大附中。
中学教育是一个人智慧启发非常重要的阶段。北京师大附中的高中文理分科，钱学森读的是理科。他后来认为师大附中的教育对他日后的成长有重大影响，是他一生之中难忘的一段经历。
师大附中的校长林砺儒（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的教育部副部长）制定了一套以启发学生兴趣和智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案，很有成效。学生专心学习，也尽情玩耍，不做临考磨枪的事，也不追求满分，能考八十分以上就是好学生了，但是这八十分是真正学到的、扎扎实实的知识。化学老师让学生自由到化学实验室做各种实验；国文老师除了讲授语文之外，还经常讨论时事，传达对人民、社会、国家的关心；几何老师傅种孙已经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数学讲师，讲解透彻，钱学森后来回忆在中学听傅老师的几何课，使他第一次得知什么是严谨的科学；生物老师俞谟（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俞君适，是江西南昌大学生物系教授）常常带他们到野外采集生物样品，制作生物标本，培养了钱学森较为广泛的科学兴趣。钱学森对老师们的教诲感激不尽，他后来说：“我能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也是与中小学老师的教育分不开的！”
钱学森小时候立志效法早期留美学人詹天佑，准备对中国的铁路工程做出贡献。一九二九年中学毕业，由于受到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的启发，钱学森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立志要实践孙中山先生所勾画出的宏伟的铁路蓝图。但是他的大学时代历经了「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战争」，钱学森看到日本对中国的种种侵略和残暴行为，使他转变志趣到军事科学。尤其是亲眼目睹了蔡廷锴将军率领十九路军在上海慷慨悲壮抗击日寇的战争场面，钱学森认为中国要战胜日本单靠军人的英勇是不够的，还要有现代化的武器，特别是强大的空军。于是他到图书馆里钻研航空工程的书籍，钱学森的志趣开始从设计火车头逐渐转向为发展航空事业。
交大毕业后，钱学森考取清华大学留美研究生（也就是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攻读飞机设计。一九三五年８月，钱学森赴美，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钱学森这才发现，他的母校上海交大完全是按照当时麻省理工学院的模式办的，连教学和实验大纲都一样。所以钱学森对这里的学习环境一点也不感到生疏，学习起来游刃有余。一年后取得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学位。
由于外国学生在美国航空工厂实习不受欢迎，迫使钱学森的研究方向从航空工程转为航空理论。钱学森的父亲有位挚友叫蒋百里，是民国时期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在欧洲考察后认为德国空军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的发展是得益于航空飞行理论扎实的基础研究，因此他也鼓励钱学森钻研航空理论。于是钱学森转往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著名的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攻读博士。
冯卡门（Theodore von Karman）是出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记得杨振宁的老师，氢弹之父，泰勒博士也是匈牙利籍的犹太人），１９０６年进入德国哥丁根大学机械研究所，跟随现代流体力学的创始人普朗特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普朗特（L. Prandtl, 1875-1953,德国）是空气动力学的先驱。１９０４年，普朗特在边界层和机翼理论上取得决定性的进展，解决了困惑航空界多年的飞行阻力来源以及机翼设计的问题。１９２２年，普朗特让贤，推荐冯卡门接替他在哥丁根大学「应用机械研究中心主任」的职务。一九三０年，德国反犹太人的风声日紧，冯卡门预感不祥，便答应加州理工学院的邀请移居美国，把哥丁根的自由学风和德国先进的航空理论带到美国，成为应用力学最受尊敬的教授。
１９３６年，钱学森从东海岸的波士顿来到西海岸的加州理工学院，拜见了这位力学大师，并对大师提出的问题作出精确、简明的回答。于是冯卡门欣然接纳钱学森为自己的博士研究生。
上世纪的三０年代，世界各国飞机的飞行速度和飞行高度是空军实力强弱和空战胜负的关键。当时的航空工程面临两大难题：
1.当飞机的速度接近音速时，空气的压缩对飞行器的性能有什么影响？
2.寻求超音速飞行器的理论指导与技术设计。
美国当时的航空工业对比欧洲是处于落后阶段的，为了赢得战争，美国解决这两大难题迫在眉睫。这两个全新的课题就是钱学森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
一九三九年钱学森以四篇博士论文获得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和数学的双博士学位。这四篇论文解决了上面所述的两大难题。
钱学森论文的第一部份提出并解决了飞机在高速飞行时会产生“热障”问题。那时候没有计算器，钱学森对热的传导提出了复杂的数学计算，用一种新的近似值连续算法精确计算出飞机在高速飞行时受到空气阻力所产生的热效应。
钱学森论文的第二部份是飞机在高速飞行时，如何计算器翼表面压力的分布状况。当时航空界已知的计算方法只适用于机翼较薄、飞行速度较慢（低于零点五马赫）的飞机。冯卡门提出命题，钱学森找到了答案，师徒二人共同解决了这个航空动力学的基础问题，发表了著名的「卡门—钱学森公式」，又称「卡门—钱学森方法」。这是航空科学史上闪闪发光的一页。
“热障”理论和「卡门—钱学森公式」是所有航空飞行器的指导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二战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世界各国广泛应用于超音速飞机的设计与制造，直到电子计算器被广泛应用。
钱学森获得博士学位后并未立即返国，而是和他的老师冯卡门一起从事一项新武器的研究，那就是飞弹。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武器，我想任何伟大的科学家都无法抵抗这么大的诱惑。由于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科学界那时候从事三种最重要的军事研究，那就是飞弹、雷达、与原子弹。钱学森他们师徒二人是美国，也是同盟国，研究飞弹科技的创始人。
钱学森学成后有没有回国呢？有的。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几乎已经散掉，钱学森已是著名的科学家了。他在一九四七年的夏天回国探亲，拜访了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并且在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作学术演讲。
在一九四七年钱学森回国探亲期间，国民政府通过胡适出面，邀请钱学森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等职，但是被钱学森拒绝。钱学森后来说，在当时那种情形下，他不愿回来为国民党“装点门面”。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钱学森的确是有负「庚子赔款奖学金」所应尽的义务。

但是我有印象，那时候上海交通大学虽然有意聘请钱学森为校长，但最终被高层否决，原因是他太年轻（钱学森当时三十六岁）。YST 如果记错，请众网友指正。如果这是事实，有这样一段小插曲不知是否就算对得起「庚子赔款奖学金」了。
这段探亲期间，钱学森在上海与父亲挚友蒋百里的女儿蒋英女士（声乐家）结婚，然后回到美国。从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４９年，钱学森都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并且从副教授晋升为教授。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第二篇
钱学森在美国的成长与巅峰时期
中国人会读书的太多了，中国留学生在国外表现杰出的也非常多，拿瑞典炸药奖的就有六、七个，但是他们的影响力都很有限。钱学森一九三五年来美国作研究生，一九四五年就成为五角大厦导弹技术核心顾问组的成员，为美国未来的军事发展规划蓝图，成长速度之快、影响之深远令人瞠目结舌。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中国留学生的成就和影响力能够跟钱学森相比，也没有一个外国科学家能相提并论，譬如费米博士来美国以前就已经是世界知名的伟大物理学家了。钱学森在美国的事业成长是传奇性的。
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谈谈钱学森在美国非常灿烂的事业与学术生涯。
（１）宽广的学术背景
科学的领域太广了，通常的学者只能在很窄的范围内做很深的研究。一般说来，研究越是深入的学者，知识范围越是狭窄，因为人的学习总量通常只有这么大。理论大师进入实验室不是打翻瓶子，就是被地上的电线绊倒；会动手的工程师通常数学不怎么样，理论走不深。钱学森学习的领域广阔，因此比别人更能做出革命性的突破，也比别人有前瞻性，更能做出开创性的规划。
尤其要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知识的博大比精深更重要。这方面负面的例子很多，现成的例子就是李远哲。李远哲的知识太窄，深而不博，导致他领导的「教改」工作彻底失败，连中小学的教育改革这种并不算复杂的工作都一败涂地，更不用说领导什么开创性与前瞻性的科技规划了，完全超出他的能力范围。离开化学里他专精的那一小部份，李远哲什么都不懂。李远哲若是为中华民国未来二十年的科技发展作规划，一定是灾难性的。
钱学森则是一个典型正面的例子。他在一九四五年为顶尖富强的美国规划未来的军事科技，又在一九五五年为一穷二白的中国规划未来的军事科技。这两个国情完全不同的国家，他的长期规划工作都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如此艰巨的任务能够成功绝不是偶然，也绝不是运气，而是凭借渊博的知识与务实的经验。这种既广且深的领导工作就连伟大的全能物理学家杨振宁都做不了。
军事科技涵盖面之广、牵涉知识之深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举一个例子，二战时期为了发展雷达美国国防部在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了「放射实验室」（Radiation Lab）。从零开始，「放射实验室」在高峰期有超过一千名科学家在里面全时间工作。战争结束后，大部分的科学家回到学术界，其中有六位拿了诺贝尔奖，两位成为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发展军事科技所需要的天赋与知识由此可见。军事科技处处是学问，雷达不过是军事科技很小的一环而已。钱学森的影响力之所以超出绝大多数的科学家就是因为他能够跨越「科学」与「工程」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做到了既博大又精深，这是非常困难与罕见的。
钱学森１９３６年转入加州理工学院就读。这所学校强调理工结合，培养的学生既是科学家，也是工程师，博大精深就是在这种环境成长的。所以钱学森虽是航空系的学生，但是经常去数学系和物理系修课。譬如当时数学的前沿复变函数论、物理的前沿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等，他都进修了。化学、生物学有些课程钱学森也去听讲，因此跟教授量子化学的鲍林（Linus Pauling，1901-1994，获得1954年诺贝尔化学奖和1962年诺贝尔和平奖）大师成了好朋友，并且一同探讨未来化学的发展。就是这样，钱学森打下了坚实而又广阔的数理化基础。在火箭的研制工作中，钱学森负责设计并建造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小型高速风洞，累积了工程经验。这是导致他日后能够为五角大厦规划长远发展计划的重要原因。
（２）“自杀小组”（the suicide squad）
美国在上个世纪的三０年代没有什么科学家愿意从事火箭的研究，他们把火箭跟星际旅行连在一起，看成是科幻式的旁门左道。因此当时的美国没有科学家会正经八百的看待火箭。但是加州理工学院出了一个研究生名叫马林纳（Frank Malina）要挑战传统，他倡议成立一个火箭研究小组。根据张纯如（Iris Chang）的书，加州理工学院的火箭研究小组初始成员只有四个人：马林纳（Frank Malina），派生斯（Jack Parsons），福曼（Edward Forman），和钱学森。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自杀小组”（the suicide squad）成员。
钱学森在晚年回忆说：“马林纳这个人很聪明，小组的其它几个人动手能力也强，但他们理论上不怎么样，于是找到我，要我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理论计算的问题，就这样我参加了火箭小组的工作。”
火箭小组成立了，但没有经费。同事把他们看成一帮怪人，他们就打工购买二手材料制作火箭。后来有一位研究生阿诺德（Weld Arnold）愿意给小组捐献一千美元，条件是允许他进行拍照，于是这一千美元就成为美国火箭研究小组的第一笔资金。
有了这一千元，大家立即着手展开工作。钱学森首先对火箭研究进行分析计算，于１９３７年５月２９日向小组提供了一份研究报告，解决了火箭设计中遇到的几个理论问题。报告的内容包括：燃烧室中的温度、火箭的理想效率、燃烧产生气体膨胀不足和过度膨胀对火箭效率的影响、燃烧喷嘴的设计、发动机推力的计算等等。这份报告被收进他们的火箭研究课题选集，该选集被小组成员称为他们的“圣经”（美式幽默）。
到了６月份，小组的工作得到冯卡门的支持。于是小组可以利用学校的实验室设备进行试验。但是随后的试验有多次失败，并且给校园造成许多灾难性的损失。火箭试验时产生的腐蚀性气体使许多仪器的金属表面氧化，有一次爆炸差一点使马林纳丧命，污染性气体弥漫着办公楼的许多房间，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冯卡门不得不把他们赶出校园，全校师生从此戏称他们是一个“自杀俱乐部”，这个火箭小组就成了日后大大有名的“自杀小组”（the suicide squad）。
“自杀小组”并不因此而灰心丧气，他们把设备搬到市郊一个名叫阿洛约．塞科（Arroyo Seco）的干枯河床上进行试验。于是这个地方就成了美国火箭的摇篮，后来发展成为全球著名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简称 JPL）。
（３）助飞火箭（JATO）与喷气推进实验室（JPL）
１９３８年的秋天，冯卡门和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参加一个美国科学院所属的军事航空委员会召开的会议。军方在会议中建议发明一种火箭能够助推重型轰炸机，使它能在很短的跑道上或是航空母舰上迅速起飞。当时传言纳粹德国正在发展火箭，所以美国国防部感到压力，特别是时间上的紧迫。冯卡门回到学校后立即找马林纳、钱学森等人商议，决定接受这个名为“JATO”的任务。JATO 就是 Jet-Assisted Take Off（喷气助飞）的缩写。
钱学森原本对火箭就很有兴趣，也意识到火箭技术的军事用途，他的博士论文最后一部分就是探讨和论证连续脉冲的火箭推进方法，题目是「探空火箭的飞行分析」。有了“JATO”的任务，在冯卡门的支持下，火箭小组做了一只八英吋长的小火箭吊在实验室的屋顶上作理论实验，然后再到山谷里作规模较大的试验。如此理论与试验反复进行，终于在一九四一年８月的火箭试飞取得成功。“JATO”诞生了。“JATO”这种火箭助飞器很快就在二战时的美国空军得到战场应用。
１９４４年德国的V1和V2飞弹发展成功，希特勒开始大量使用飞弹攻击英国，伦敦不断遭受飞弹袭击。美国国防部急如星火，希望加州理工学院的火箭小组能制造出新式飞弹来对付纳粹德国。冯卡门和钱学森等研究后认为美国的技术水平和实验条件比德国差太多，必须耗费巨资建立一个全新的、大型的喷气推进实验室，才能设计出射程超过一百英里以上的飞弹。于是美国军方投入三百万美圆正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实验室，这就是加州巴沙迪那「喷气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简称 JPL）的诞生。
（４）美军上校钱学森赴德国考察
有了「喷气推进实验室」，加州理工学院自然成为美国研发导弹的核心，冯卡门从一九四四年１０月起担任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团的团长，钱学森作为团里唯一的外国人，配戴可以参与最高军事机密的金色证章出入五角大厦。
1945年春，盟军胜利在望，罗斯福总统要求迅速派遣专家前往德国的军事工业重地探索所有可能的隐密。四月底，冯卡门组建了一个由三十六位专家组成的「科学咨询团」前往德国。冯卡门受聘担任这个科学咨询团的团长，被授与少将军阶；钱学森受聘担任火箭组的主任，被授予上校军阶。一群美国科学家浩浩荡荡前往欧洲讯问德国军事科学家，收缴德国掌握的军事科技和最新装备，并且争取优秀的德国军事人才来美国效力。
钱学森参与讯问的第一位德国火箭专家就是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他是德国 V1 与 V2 飞弹的总设计师。钱学森让布劳恩写出[德国液态燃料火箭发展及未来展望概论]，受到美国军方的重视。美国将布劳恩和他的设计小组都带到美国。移居美国的布劳恩后来担任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NASA）的空间研究设计师，主持设计了「阿波罗４号」太空计划。
冯卡门与钱学森在德国布隆施维市郊外一片茂密的松林中，意外发现纳粹空军元帅戈林直接领导的、高度秘密的「气体动力学研究所」。他们不但查验了研究所，而且还检验了高速风洞、实验室、和所属工厂等等总共五十几个伪装良好的建筑物，并且用仪器探测到埋藏在密林深处的数千件机密文件。这些发现使钱学森对德国火箭与炸药的研制有了深刻的了解。
（５）钱学森对美国国防的贡献
自从１９４１年火箭助推器发展成功以后，美国军方不但需要火箭，而且需要培训一批了解这门新武器的军官。于是钱学森除了为航空系的研究生讲课外，还要为这些军官开设工程数学原理和喷气推进原理等课程。这些军官后来成为美国先进部队的骨干。
在培训这些军官研究生的第二年，钱学森编了一部内容丰富的教材，取名[喷气推进]，成为美国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喷气推进的基本原理和火箭性能的著作。此后的十几年，这部巨著一直是美国研究生和军事工程师必读的教材和参考书，被奉为权威性的著作。
钱学森对美国国防最大的贡献是二战结束，冯卡门率领的三十六人科学咨询团从德国回来以后，向美国政府提出的书面报告。这时候的钱学森不但从德国带回丰富的资料，而且走访了美国各处的研究中心和实验室，对美国航空事业的发展现况和未来潜力有了全盘了解。
科学咨询团从欧洲回到华盛顿后，便开始整理资料，最后向美国国防部提出了著名的[迈向新高度]研究报告。这份远景规划的国防报告一共有九卷，其中第３、４、６、７、８卷和技术情报附录是出自钱学森之手。
作为「科学咨询团」的核心成员，并且代表战胜国审讯代表战败国的普朗特和冯．布劳恩，钱学森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深刻了解德国在飞机和火箭技术上已经走在美国前面。钱学森总结了欧洲各国特别是德国的科研成果与发展经验，向美国政府提出战略性发展的独创见解和实际可行的技术路线。在[迈向新高度]研究报告中，钱学森翔实论述了高速空气动力学的发展，涵盖了脉冲式喷气发动机、冲压式喷气发动机、固态与液态燃料火箭、超音速导弹、以及核能作为飞行动力的可能性等等先进技术，评估这些技术已有的研究成果、目前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的前景。
[迈向新高度]是美国二战后航空与航天发展的规划蓝图，它为美国空军未来50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从根本上改变了未来战争的型态。有了[迈向新高度]所奠定的理论基础，二十世纪的下半叶美国在航空与航天事业上获得飞跃的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美国专栏作家米尔顿．维奥斯特曾这样写道：「钱（学森）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的一颗明亮的星。」 ]
（６）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正教授
１９４６年，钱学森应聘为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的副教授。同年，钱学森在美国的[航空科学期刊]发表题目为「原子能」的论文，提出了原子能如何应用在航空与航天上。他在麻省理工学院举行一系列的演讲，叙述核燃料助推火箭的设想和相关工程问题，引起广泛的兴趣与讨论。
一九四七年初，麻省理工学院决定破格提升钱学森为终生职的正教授，并恭请冯卡门教授写推荐信。在冯卡门的高度推荐下，钱学森成为当年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正教授。这一年，钱学森荣升正教授、返国探亲、结婚、再回到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继续研究和教学，一切都那么的顺利和完美。
（７）回到加州理工学院任教
虽然享有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职，钱学森并没有在这个校园住多久。
１９４８年的夏天，实力雄厚的古根汉基金会（Solomon R. Guggenheim Foundation）在加州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各成立一个「喷气推进中心」。这两个中心不约而同地热情邀请钱学森担任这个中心的主任。加州理工学院新任校长杜布里奇亲自写信欢迎钱学森回到巴沙迪那的校园来，钱学森接受了他的邀请。第二年，钱学森奔赴加州理工学院，进入他事业充满曲折的第二阶段。.

附文]     钱学森的记者会
by：Xuser       2006/11/07 11:26　
钱学森，号称「中国飞弹之父」，没有钱学森，中国的火箭、飞弹、核武、航天科技至少要延缓20年起步。
钱学森毕业于清华大学，并以当时该校大部分学生的出路--「庚款留美学生」的身份赴美深造，成为美国学术界的数学权威之一，而其数学运用则专用于初期火箭研发以及后续的飞弹推进、飞机喷气引擎、航空气体动力等领域，在美国，属于非常重要的科学人物，同时具有参与高度国防机密研究计划的安全等级。
这种人，对美国相当重要，对中国则非常需要。起初，钱学森违反了「学成归国服务」的承诺（庚款学生的义务），继续留在美国；他的想法是，多学一点，多懂一点，以便将来替自己的祖国服务，而且，当时正逢二战后期以及国共内战，种种复杂的环境因素，让他毫无考虑地继续留在美国。
后来，「麦卡锡白色恐怖」兴起，美国大抓共产党，其程度几与国民党在大陆「清共」的程度没有两样--栽赃、罗织，无所不用其极，只差没有刑求或谋杀而已。当时，好莱坞以及学术界因此有许多名人搞得走投无路，不但事业被剥夺，连家庭亲友都不得安宁，甚至还有人因此罹患精神疾病。
当时，来自中国的有名科学家，就成为被「高度怀疑」的对象了。不幸的是，钱学森是其中之一。
经过冗长的调查、漫长的折磨，钱学森先是被判驱逐出境，后来又被限制出境（这是很矛盾的事）。最后，经由「换俘协议」，钱学森与几十位中国科学家，一起与一批在中国的美国战俘交换。艾森豪威尔总统亲自批准这项协议，后来，有知名的美国学者说，美国人愚蠢至极，送走了钱学森，等于送给中国五个师的军力，一位曾经是他的上司说：「我宁可杀了他，也不会让他离开美国」。（四十年后，中国成为除了苏联之外，唯一发展出以美国为靶心的洲际弹导飞弹的国家。）
一九五五年钱学森与夫人蒋英（蒋百里之女）以及一双子女搭乘轮船回国。船到香港转换火车之际，记者访问钱学森，以下是他们的对话：

记者：对于你的书籍文件被扣押，你有什么感想？
钱：此时我不能谈这个。

记者：所有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都希望回中国吗？
钱：我不能谈这个。

记者：在你去美国之前，你在哪儿就学？
钱：这根本不重要，我不认为要回答你们。

记者：你能告诉我们，你有哪些朋友还未获释？
[钱：我们中国人没有讨论美国事务的自由，我也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记者：美国领事馆有人来诘问你吗？
钱：你为什么不自己去问问美国领事馆？

记者：回到中国后，你会住在哪儿？上海、北京、或天津？
钱：（没有回答）

记者：你的女儿出生在美国吗？
钱：是的！

记者：那么，她是美国公民吗？
钱：这个你可以自己去查。

记者：你女儿会说中国话吗？
钱：这是我个人的事，我拒绝回答。

记者：你何时和你的太太结婚的？
钱：这离题了。

记者：你什么时候开始被监视？
钱：我不知道。

一位记者用英文问了一个问题。
钱（笑了笑）：我想，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讲中国话。

记者：我只会讲广东话和英文。
[钱：我想「普通话」在中国用得很普遍，而你是中国人，你应该学讲普通话。
大家都笑了。
以上记者会访谈内容，摘自《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一书，在书中，钱学森把记者形容为「找刺激的猎人」，而我们看到这段内容，也会自然回想之前杨振宁博士访台的时候，我们的记者老爷的表现，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后记：钱学森自从离开美国那一刻起，就公开宣称他不会再回到美国，因为，美国政府严重伤害了他的自尊。（美国政府始终无法证实钱学森曾在美国参加共产党。）
晚年，他名气比当年响亮不止数倍，美国友人纷纷邀请他再访美国；他提出一个条件：美国政府必须为当年驱逐他出境一事公开道歉。
美国政府没有道歉，钱学森也没有再访美国。.

钱老生前还说过“今天的大学，大家见面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我忧虑的就是这一点。”其实，出现这种乡愿和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的现象，也跟我们的教育和科研体制上出现问题有关。如果学者可以讨好官员获取名利，而真正潜心做学问的因为跟不上官员的步伐，却处处被掣肘，那么学者就会以讨好官员为能事，学术讨论如何活跃起来。.

一个爱国者的爱国情怀，可以通过早年排除种种艰难毅然回国来表达，也可以通过晚年深思熟虑建言指瑕来表达。一个科学家的科学精神，可以在研制“两弹一星”的伟大实践中阐释，也可以在观察体制弊端谋划育才方略的不懈求索中体现。作为国家的一位公民、民族的一分子，钱学森的批评言行与其说伟大不如说平凡。作为一名在外人看来早已功成名就的人，仍然不忘履行一个公民对于国家的义务，平凡之处亦是一种伟大。.

科学巨匠钱学森先生，也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创建者之一。
　　他在中国科技大学的实践表明，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独具战略眼光和创新思维，有卓越组织管理才能的教育家。
　　办学
　　调来“大炮”办大学
　　1946年，年近36岁的钱学森副教授走上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讲台。他的课引起了青年学生的极大兴趣，当年，麻省理工的学生甚至以能听到他的讲课为荣。当年听课的学生回忆道：“他的课程在我就业的前十年，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
　　发起创办中国科技大学并担任该校近代力学系系主任的近20年，称得上钱学森教育生涯中最重要的阶段。当年的学生张瑜回忆说：“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钱学森先生在全系大会上宣布聘任教师的名单时那踌躇满志的神情。他高声地说：‘我把科学院的大炮都给你们调来了！’”
　　这个名单堪称空前绝后：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物理学家严济慈主讲“普通物理”；1957年与钱学森同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数学家吴文俊主讲“高等数学”；刚刚归国的留美博士蒋丽金主讲化学课；钱临照、卞荫贵、林同骥、郭永怀……钱学森不仅邀请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而且亲自为学生们上课。
　　教材
　　喜欢自己动手编
　　钱学森的讲课风格是喜欢自己动手编教材，因为他讲的都是本学科最前沿的知识。这种风格是1938年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刚登上讲台时就形成的。1944年，他在组织研究生教学时，专门编著了内容丰富的教材《喷气推进》。美国学者富兰克·E·马勃评价说：“《喷气推进》这本巨著，成为以后十几年间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尽管在此期间该领域有重大进展。”
　　在中国科技大学，钱学森亲自编著了《火箭技术概论》。当年的学生刘济生回忆说：“它(这门课)涵盖了所有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钱老将这些领域深奥的理论和技术融化在讲义中，讲课注重深入浅出。”
　　考试
　　错个小数点扣你20分
　　钱学森教学起点高、要求严。米博恩同学说：“有次上课，钱老说如果你5道题做对了4道，按常理，该得80分，但如果你错了一个小数点，我就扣你20分。他常告诉我们，科学上不能有一点失误，小数点错一个，打出去的导弹就可能飞回来打到自己。”钱学森曾在黑板上给学生写下“严谨、严肃、严格、严密”几个大字，这是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他学术精神的体现。
　　钱学森出的考题很绝，有一次竟是“从地球上发射一枚火箭，绕过太阳，再返回地球上来，请列出方程求解”。这次考试让钱学森感到这一届学生数理基础还不够扎实，于是特别为他们延长了半年的学习。后来，钱学森关于学科设置的意见直接影响了国防科技大学的系科规划和设置。
　　上课
　　“导弹扫盲”班亲自授课
　　戚发轫作为我国知名的空间技术专家，不仅亲自参加了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研制工作，还亲自组织了十余次卫星发射任务，曾任“神舟”一号至“神舟”五号的总设计师。
　　据戚发轫介绍，新中国第一个为研制导弹火箭而成立的研究院里，除了院长钱学森，谁也不懂导弹究竟是怎么回事。钱学森亲自上阵，为科研人员主讲《导弹概论》。他没想到像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会亲自来给他们上课。有意思的是，在这个有点“扫盲”性质的培训班里，后来居然出了不少火箭、卫星专家。
　　钱学森先生亲自讲授的新课《星际航行概论》开课了。第一次课是1961年9月18日。听课的人很多，包括58级、59级两个年级3个专业的学生，还有力学所的不少专家、学者。地点设在中关村中科院自动化所大阶梯教室。由于座位有限，力学所的一些专家、老师们来听课时还自带了凳子和马扎。
　　有不少人说，聆听钱学森先生讲课是一种幸福。无论是课程内容的先进性，前瞻性，还是逻辑的严谨，语言的简洁准确，甚至板书的漂亮工整，都可谓出类拔萃。
　　这门课1962年初结束。1963年每位学生都得到了他赠送的、由科学出版社精装出版的一本书，内容就是他授课的讲稿———《星际航行概论》。

　　思考
　　中国缺乏领军人才
　　2007年12月10日上午，“学习钱学森创新思想培养科技领军人才”研讨会在京举行。钱学森的秘书兼学术助手涂元季说，钱老“整天思考的”“念念不忘的”“忧虑的大问题”，就是中国目前缺乏拔尖的领军人才。
　　会上，中国科协副主席韦钰说，钱学森在理、工、文打通的教育模式下成才，晚年多次提出自己的成功得益于科学和艺术的结合，这值得当今的教育界思考。“他不只是一个科学家，还是一个有着敏锐战略思想的领军人物。”
　　2005年7月29日和今年8月3日，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两次登门看望时，钱学森当面就“创新人才”培养问题提出了建议，还提出了“处理好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就能够创新，中国人就一定能赛过外国人”的观点。
　　(综合新华社 新京报等)　　
　　　　川大教授：
　　大师学科交叉值得深思
　　本报讯(记者 王冕)四川大学文新学院教授曹顺庆曾与钱学森有过“鸿雁”之交，“钱老先生被尊为中国航天之父，但他对人文、艺术类的东西也深感兴趣。他曾提出，人类思维除逻辑、抽象等思维外，还存在灵感思维。那时我非常年轻，对他提出的灵感思维非常赞成，就写了硕士论文《〈文心雕龙〉中的灵感论》，并寄给了他。他亲自回信，很感谢我对灵感思维的关注。我觉得，很多大师都是知识交叉的代表人物，这值得我们当前的教育者和大学生深思。”

[ 本帖最后由 ououmama 于 2009-11-4 16:08 编辑 ].

钱学森1929年考入上海交大机械系（第2名），一年级时因患伤寒病而休学一年，因此延至1934年毕业。
　　钱学长在校期间，学习勤奋刻苦，严格认真，成绩一贯优良（多次获奖学金）。有两件事长期在母校传为美谈：一次是1933年1月考“水力学”时全卷6题，钱学长全部做对，老师原拟给他100分，但因在一处连续等式后钱老第二处
将“Ns”简为“N”，老师未算错，钱老本人要求扣分，老师最后就给他96分，后来任课的金悫教授谈起这件事时连声赞他说：“他接受能力强，反应快……当时我出的题总有一两道题难度大费琢磨，由于他能举一反三，总是迎刃而解，势如竹破。”因此，金老个人将这份难得的考卷珍藏起来，一放就是四十多年，直到1980年春，钱老回母校看望老师，金悫教授才将此考卷取出赠送给学校。现在这份考卷已陈列在校史博物馆内，成为校史文物中难得的珍品。
　　还有一件是钱老学长在做热工实验时，特别认真细致，不仅完整详尽，书写和作图都很清晰，整个报告竟长达100多页，老师给了他100分，成为机械系学生历史上完成的最佳的实验报告，广泛受到称赞并一直传为佳话。因此陈石英教授曾对人说钱学森是他最好的学生。钱老学长在1989年回忆在母校的学习生活时也特别提到：“专业基础课给我教育最深的是陈石英先生，他讲工程热力学严肃认真而又结合实际，对我们这些未来工程师是一堂深刻的课。”
　　钱老在校期间也很注意全面发展，除利用休学期间认真选读了许多史书和马克思主义著作。使他“大开眼界”外，回校后还常与进步同学在一起传看进步书籍，使他的“人生观上升了”。他还忙中偷闲参加了学生的铜管乐队和口琴队，成为乐队的主力圆号手。
　　毕业后他于1935年乘邮轮到了美国，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和加州理工大学分别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以后又先后留校任教和从事科学研究近二十年，为美国科技事业作出了很多贡献。38岁时的钱学森已被世界公认为力学界和应用数学界的权威和流体力学研究的开路人之一，也被公认为卓越的空气动力学家，现代航空科学与火箭技术的先驱和创始人。他当时在美国已有很好的职业，很丰厚的报酬，但他的心是始终向着祖国的。正当他在加紧回国准备之际，反动的“麦卡锡主义”却将魔爪指向他，无端指责他是“非法入境”、“携带机密资料”，阻挠他回国，并实施监禁和监视长达五年之久，直到1955年10月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他才回到祖国。
　　钱老回到上海第一件事是看望年迈的父亲，第二件事就是回母校看望他的老师。1955年10月22日钱老兴致勃勃回到母校，由他一向敬重的陈石英教授（时任副校长）亲自接待并陪同参观。10月25日他又应邀再次回母校与学校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举行了座谈会，会上钱老以亲身经历，阐述了祖国科技发展前途无限广阔的观点，并介绍了他近期正在从事的科研情况，自此以后钱老与母校的联系就连绵不绝了。
　　50年代后期钱老在北京举办力学研究班（实际是一个导弹技术“扫盲班”），母校就派了青年教师前往进修听课，回校后即筹建了火箭弹体、火箭发动机等专业，与钱老推动的国防工业发展遥相呼应。
　　1980年春，钱老在美国的同学范绪箕教授就任上海交大校长后不久，钱老就欣然接受范校长邀请回母校访问，并在部分专业教师会上发表演讲，鼓励年青的教师们在选定的目标上坚韧不拔地开拓前进。l984年，在上海交大成立校友总会时他又发来贺信，并当选为交通大学校友总会第一届名誉会长。
　　1989年11月编印交大1934级毕业55周年纪念专辑时，钱老写了“回顾与展望”一文，详细的回顾了他在母校生活五年中的感受，称赞上海交大是“把麻省理工学院搬到中国来了”，并说“上海交大在当时的大学本科教学是世界先进水平的”。
　　1992年秋，他写信给母校生物技术研究所朱章玉教授，对朱教授创立生物技术所表示衷心祝贺，希望他在下个世纪（指21世纪）把利用微生物的工业办成像上海宝钢那样的大企业，生物技术也将成为上海交大的一个大专业系。
　　1993年在级友筹办1934级毕业60周年纪念册时，他又撰写了一篇“母校要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文章，重申了要把“生物技术办成上海交大的一个大专业系”的观点，并强调指出“这里说的大系，除利用微生物进行化工生产专业外，还将有诸如植入人体的人造器官的设计创造专业，以培养出再造人体所需器件的设计人才……再有一个专业是培养设计制造老年人所需的辅助机械设备等的人才。”
　　1994年上海交大筹建校史博物馆时曾派人专程前往访问钱老，钱老谦虚地说：“交大出的人才很多，我没有什么，不能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只送给母校两本书即《钱学森文集》。
　　1998年钱老的一本新著《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又交给母校的出版社出版发行

[ 本帖最后由 ououmama 于 2009-11-4 16:08 编辑 ].

73岁高龄的西安交通大学原校长潘季在发言中称钱学森“老学长”，并表示钱学森对西安交大的发展和教育改革等都有重大影响，是该校最杰出的校友
交大西迁他表示坚决支持
　　潘季还讲了一件钱老鲜为人知的故事。在交大百年校庆之际，学校准备以钱学森名字命名图书馆。当时征求钱老意见，钱老觉得这种事情很重大，因此表示不同意。此后，经过中宣部同意，才将交大图书馆命名为钱学森图书馆，这也是我国唯一一座以钱老名字命名的图书馆。“钱学长虚心谦和的精神值得后人学习。”
　　钱学森与西安交大渊源深厚。1955年他从美国归来，立即回到交大母校看望老师和同学，而国家决定交通大学西迁，以完善中国高等教育战略布局，支援大西北，钱学森当时表示坚决支持。当时他还给彭康校长写信说，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快到西安参观母校新址。在西安交大建成时，他还亲自来到新校园考察。.

美国著名高等学府加州理工学院二日在其网站首页上刊登了钱学森逝世的讣闻。钱学森曾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和工作了十多年，并在该校获得博士学位。一九七九年该校授予钱学森最高荣誉：“杰出校友奖”。
今天是周一，加州理工学院在其官方网站的首页刊登了中国杰出科学家钱学森辞世的消息，报道说：“钱学森(一九三九年博士学位获得者)，加州理工学院的校友、喷气推进实验室(JPL)创始人之一于十月三十一日去世，享年九十八岁。”
讣闻说，钱学森曾参与美国军方的新型火箭研发计划，他的突出贡献得到美国空军的赞赏。但在一九五零年，这位中国出生的科学家被指控同情共产主义而接受调查。但这些指控缺乏证据，钱学森和他的同事以及各界人士抗议当局无中生有。随后的五年时间里，钱学森及其家人受到美国政府的监视和软禁。
讣闻最后说，一九五五年九月，钱学森被允许返回中国。在中国，钱学森恢复了研究工作，创立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后来成为中国的“导弹之父”，成为中国最受推崇的科学家。
钱学森在美国求学工作近二十年，其中大部分时光在加州理工学院度过。他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在加州理工学院航空与数学系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大部分时间在该校任教和从事科研工作。一九七九年，加州理工学院授予钱学森最高荣誉：“杰出校友奖”，但直到二00一年十二月，钱学森才正式接受这一荣誉。.

顶，顶，顶
好文！学习和深思中......

钱学森与同班同学的成绩单和他当年考入清华留美生的通知书




老交大在民国时期的成绩要求很严格，一般而言75分以上都是很好的成绩的，尤其对于交通大学传统强势专业机械工程和电机工程而言。但钱老当年都是接近90分或者过90分，出类拔萃，稳居头名。在1934年优秀毕业生的名单里，钱学森赫然在列，旁边也能发现清华水利大师张光斗的名字。钱老本该1933年毕业，因病休学过一年。


钱老当年报告清华庚子赔款留美生的校内文件。他本科机械工程系，火车头制造专业，留美投考变成航空机械制造方面的专业。今天看这些史料，分外珍贵。另外，我觉得当年老交大的信笺真是古朴典雅，民国年间人还是用毛笔书写这些校内公文，书法也是很不错。



民国时期交大学生的作业，不知是哪位前辈的，都是英文做的，据说那是的课程选用MIT教材，英文授教。其工整严谨之态度令人肃然起敬。由此可推想当年钱老与其同辈人学习的状态。


几何作业

[ 本帖最后由 ououmama 于 2009-11-4 16:27 编辑 ].

向钱老致敬！.

1929年，钱学森从国立北京师大附中毕业后，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他清楚地记得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里，为中国未来铁路建设勾画的宏伟蓝图，因而，决心像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那样，投身祖国的铁路建设。钱学森在交大成绩优异，各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获得免交学费的奖励。
    然而，正当他在上海交大勤奋学习时，日本鬼子依仗先进的飞机、大炮疯狂侵略中国的东北，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就在钱学森身边发生了1932年的“一二八”战争。他目睹蔡廷锴将军率十九路军以弱势的空军力量，在上海慷慨悲壮抗击日寇的战斗场面。钱学森认为，中国要战胜日寇，只有军人的英勇是不够的，还要有敢于抗争的国民政府和现代化的武器，特别是强大的空军，要自己学会制造飞机!于是，他钻到图书馆里博览群书，特别专注于阅读航空工程的书籍，他的志趣从设计火车头逐渐转向发展航空事业。
    交大毕业后，钱学森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学生，攻读飞机设计。
1934年6月，钱学森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这时，他的志向已经从铁路转向航空。
1934年8月，钱学森参加清华大学“庚子赔款”留美奖学金考试；他是20位获得者之一，也是其中唯一一位航空专业的学生。
根据清华关于留美学生的规定，所有获奖学生都必须用一年的时间周游中国，了解所学领域在中国的实际需求。钱学森在清华有两位导师，一位是王助，他是我国早年的航空工程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毕业生，曾作为美国波音公司聘请的第一任总工程师设计第一架波音飞机，也设计制造了中国的第一架飞机；第二位是空气动力学教授王士倬，他也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
在王士倬的指导下，钱学森到南京航空工厂、南昌航空学院、杭州笕桥飞机厂实地考察，决定未来留美学习的方向。王士倬建议他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主修空气动力学。1935年9月，钱学森在上海搭乘杰克逊总统号轮船，赴美留学。
1935年8月，他登上邮轮，负笈留美。迎着海上的狂风巨浪，钱学森立下宏愿：我暂时到美国去学习科学技术，他日回来，再更好地为国效劳!
上个世纪30年代的美国，正值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时期。虽有罗斯福总统提出“新政”，也难以解决各种矛盾，特别是劳动就业的激烈竞争。在学校和工厂，种族歧视的行为和目光随处可见。1935年，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航空系学习初期，面对某些美国同学傲慢地讥笑中国愚昧落后现象，他不服气地挑战说：“中国现在是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咱们人比人，你们谁敢和我比试?”后来，只用了一年时间，他就获得航空硕士学位，为中国人争了气。
到了麻省理工学院，钱学森才发现，母校上海交大基本是按当时麻省理工学院的模式办的，连教学和实验大纲都一样，他学习起来游刃有余
一次，有位教授出了一套很难的考题，全班大部分同学都做不出来，成绩不及格，这在学生中引起不满，决定找教授评理。当学生们来到教授办公室门口时，却发现钱学森的试卷被贴在门上，卷面书写清洁工整，每道题都完成了，他们因此不敢再去找这位教授了。
    然而，中国学生在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要到美国的航空工厂实习，却不受欢迎。这迫使钱学森将专业研究方向由航空工程转为航空理论。好在这也正是他的志趣和特长所在。同时，父亲的挚友、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先生，在欧洲考察之后，深感德国空军的迅猛发展得益于航空飞行理论研究的先进成果。因而，也鼓励钱学森钻研航空理论。于是，钱学森决定到加州理工学院，拜访慕名已久的冯·卡门教授，希望跟随他继续攻读航空博士学位。从麻省到加州，师从冯·卡门攻世界难题

[ 本帖最后由 ououmama 于 2009-11-4 16:59 编辑 ].

钱学森认为，科学和艺术是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相互渗透、日益综合的一对范畴，都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学问，其目标是一致的。因此，他一贯主张，未来人才培养必须走科学与艺术结合的道路。
    首先，从科学和艺术的本质来看，坚持两者的结合是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钱学森通过对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十一个门类的研究，发现科学和艺术两者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有共同的根源——社会物质生产劳动；共同的对象——整个世界；共同的目的——让世界更美好，人类更幸福；共同的灵魂——追求真理，勇于创新。两者原本就是相互融通、相辅而行、共同发展的，是求真、求善的统一体。而作为未来人才，钱学森认为。应具备大成智慧，即“量智”(科学知识、科学思维)和“性智”(文化知识、艺术思维)的结合，其素质结构应是真、善的统一，真为善奠基，善为真导向。因此，在他看来，要想培养出具有大成智慧的人才，就必须强化对人才进行科学技术知识和文化艺术修养的培养，走科学与艺术结合之路。
    其次，从杰出人才的成长轨迹和成就来看，科学和艺术的结合是他们的成功之路，理应成为未来人才培养之路。钱学森时常兴致勃勃地谈起中外历史上以至当代许多杰出人才，在他看来，尽管这些杰出人才从事的具体职业不同，但他们往往是集科学技术、艺术、哲学于一身的“大成智慧者”，表现为多才多艺，因而能够找到智慧之源、创新之路、成功之奥秘，为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贡献。如东汉的张衡，既创造了世界第一台测地震的仪器——侯风地动仪，又著有数学名著《算罔论》；既写出了《二京赋》、《思玄赋》等著名诗赋，又为当时著名的六画家之一。现代的鲁迅，他弃医从文，著有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和《二心集》、《南腔北调集》等8个杂文集，这些作品鞭笞封建制度和礼教，倡导科学和民主，融科学性与形象性于一体。国外的，如爱因斯坦，既创立了相对论，而且又十分钟情于哲学、艺术，几乎每天拉小提琴，且弹得一手好钢琴，科学、艺术、哲学交织在一起，成了他一生的精神支柱和智慧源泉，等等。从以上这些杰出人才的诸多成就来看，他们的成就不只限于本专业，而是在多个领域。究其原因，科学和艺术的结合使他们获得广泛的成就，走向了成功。此外，当代的科学家如竺可桢、苏步青、李四光、高士奇、钱三强、吴阶平、李政道、贝聿铭等人也是如此，他们不但有广博的科学知识，而且有很深的艺术素养。因此，钱学森认为，未来人才的培养，应像上述杰出人才一样，走科学与艺术结合之路。
    第三，从钱学森自身成长的经历来看，科学和艺术的结合成就了他辉煌的人生，为未来人才的培养指明了道路。翻开钱学森的历史，可以从中看出，科学和艺术在他身上，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互促动，协调发展，成就了他辉煌的人生。钱学森出生于名门世家，从小就受到绘画、音乐和文学等多方面的熏陶，得到了很好的艺术方面的启蒙教育。北师大附中文理知识兼顾、科学和艺术兼容的教学机制，不但教给他许多科技知识，而且培育了他较高的文化艺术修养，塑造了他全面的素质。尤其是他与从事德国古典音乐专业的妻子蒋英教授的结合，使科学和艺术在这里得到联姻，妻子的艺术思维方式、浓厚的艺术气质和对音乐的深刻理解，给了他在科学技术上的启迪和帮助，极大地激发了钱学森的想象力、理解力和创造力，使其避免了机械唯物论、死心眼，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由此，可以看出，父母的启蒙、学校的培育、妻子的艺术熏陶，培养了钱学森科学和艺术特质，拓展了他的思维空间，为他的成功注入了科学的方法。同样，他的成功也为未来人才的培养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 本帖最后由 ououmama 于 2009-11-5 07:05 编辑 ].

钱学森作为一位老教育工作者，他根据自身成长经历和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认为，新时代我们国家培养出来的人才应当符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目标和“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要求。这些新人应当熟悉现代化科学技术体系，即三个层次、十一个部类的内容；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理、工、文、艺结合，有智慧，即大成智慧；熟悉信息网络，善于用电子计算机处理知识。而且在钱学森看来，这些新人从四岁到十二岁接受一贯制教育，要达到高中毕业水平；十二岁到十八岁接受高等教育，达到硕士研究生的水平。然后，再深入造就，综合发展，成为具有政治可靠、道德纯洁、文理兼顾、古今融会、中西贯通的全才，即通才。他认为，只有具备这样素质的通才，才能不局限于某个学科领域，在多学科、多领域，有所创新，有所成就。
    考察钱学森的人生足迹，不难发现，钱学森自己就是一位集人文素质与科技素质于一身的通才。他不但对自然科学领域非常精通，而且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非常熟悉，因而，他凭借广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睿智的大脑，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纵横驰骋，创建了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在系统科学、人体科学、行为科学、中医科学、大成智慧学等领域，都有他成功的足迹。同时，钱学森通过对人类历史上多位“通才”人物的考察分析，发现对他们的培养，并不局限于某一具体学科领域。为此，他强烈主张培养人才要突破传统的单一、专一的前苏联凯洛夫的教育模式，强调要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即“不但理工结合，要理工加社会科学，走“科学与艺术结合”的道路。为了使子孙后代达到“通才”这一培养目标，晚年的钱学森做了大量的工作，不但创立了融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于一体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构建了“通才”所应具备的知识结构，而且提出了“大成智慧教育”的创见，为我国未来的教育事业描绘了一幅美好而激动人心的蓝图，他坚信，通过“大成智慧教育”实施，21世纪的中国青年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大智大德、通晓全面知识与精于专业知识辩证统一的人才。
http://www.dkdj.gov.cn/Article/20050309101637.html

[ 本帖最后由 ououmama 于 2009-11-5 07:03 编辑 ].

人才的教育培养一直是钱学森十分重视的基础事业。他认为，中国人聪明、勤奋、能吃苦，只要培养得法，人人都能成为德、智、体、美、劳五育齐发展的“通才”。在钱学森看来，“通才”的培养，“大成智慧教育”的核心是建立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其目的是通过“人——机结合”培养未来人才，使他们达到：熟悉科学技术体系，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工、文、艺结合，有智慧；熟悉信息网络，善于用电子计算机处理知识。成为既有“性智”(文化知识、艺术思维)又有“量智”(科学知识、科学思维)的、集人文和科技知识于一身的大智大勇的人才。
    那么，何以说“大成智慧教育”是教育未来人才的主要方法呢?在钱学森看来，“大成智慧教育”既是对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杰出人才成功经验总结的结果，又是对信息革命特点的深刻认识和规律性把握。首先，钱学森通过对文艺复兴时期多位伟人的考察，发现他们既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又是全才。例如：达·芬奇不仅是伟大的艺术家，而且是杰出的科学家，他自觉地把科学的认识与艺术的想象有机地结合起来。布鲁诺不仅是勇于追求真理的天文学家，而且敢于用科学挑战神学，把科学理论与先进的哲学思想统一起来，等等。他们都是学识广博、思想深邃的全才伟人。分析这些全才伟人产生的外部条件，钱学森研究认为，伟大的文艺复兴，就如恩格斯所言：“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它把人们从上千年的封建枷锁和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了认识世界、认识自身的勇气和力量，为人们才能和智慧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程。与此相比，钱学森认为，我们今天已走进新的时代，社会民主，制度先进，科学飞速发展，所有这些都为融古今中外人文和科技之精华的大成智慧教育的实施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更能培养面向21世纪的全才。其次，钱学森认为，我们已进入信息革命的时代，大成智慧教育正是适应信息革命的特点和规律而创造出来的。他曾说：“信息革命的主要影响在于，它把人脑记忆大量观察到的事实这一繁重的工作解放了。从前有一个词，叫‘皓首穷经’，就是说要读一辈子书，来学习前人的知识和经验。现在不必了，都在计算机中存着，只要你学会操作办法，去查就是了。怎么查?那就用我们过去说的科学体系，按这个体系去找。这一套东西有两个方面的启发；一是自古就有培养‘神童’的说法，但在怎么培养问题上，各说各的，并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办法。今天有了信息革命这套东西，在培养‘神童’问题上就有了一个可操作的路线，这就是我说的大成智慧教育。……”由此可见，以上这段话充分反映出钱学森对信息革命特点、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坚信建立在信息革命基础上的大成智慧教育是培养各类“神童”的有效方法。
    关于如何实施“大成智慧教育”，钱学森认为，现在是信息时代，知识传播和教学的手段以及教学环境都是前所未有的，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被突破，人们可以借助“人——机”结合，通过多媒体技术、数字化图书馆、信息互联网络、信息高速公路等手段，培养出对信息、具体知识、资料与数据等有直接应用能力和对各种知识、专家经验及思维等具有强有力的组织与综合能力的“通才”。.

多年来，钱学森十分重视教育对人才培养的基础性作用。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和体会认为，“人的才能主要靠后天培养，而不是先天就有的天才。古今中外，都有一批才能卓越的人才，他们也是他们所经历的学习环境教育出来的。”并指出，“教育是社会进步的保证。不要忘记：在田径赛上是快者达标；打仗是强者取胜；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靠教育达标。”因此，在他看来，人才的培养关键在于“抓好教育”。
    钱学森关于“抓好教育”的思想，总结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
    一是改革不合理的现行教育制度。钱学森曾多次深入大、中、小学校进行调研，发现现行教育制度中有许多弊病，如在大学课堂上出现的教学形式的“满堂灌”、教学内容的陈旧落后和教学手段的呆板枯燥；中学生学习负担的加重，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发展，甚至导致部分学生退学；小学生教育方法的程式化、格式化，制约了孩子智力的早期开发等等。对此，钱学森觉得我们现在有些学校的教学方法、教学质量，比他那时的教育还要落后。因此，他大声疾呼，要求改革现行的不合理的教育制度，改进教学手段、教学内容，用“大成智慧教育”把学生从沉重的填鸭式、满堂灌和格式化的教学中解放出来，为21世纪培养出大智大德、通晓全面知识与精于专业知识辩证统一的人才。
    二是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去年，钱学森在与北师大附中老师座谈时曾指出：“现在的父母对教育孩子很费劲，那时的学生没有像现在这样受罪。现在的学生对知识的兴趣不大。老师教到什么程度，学生学到什么程度，这样的教育是不行的，教材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教师。”在他看来，学校教育质量的滑坡，反映了师资队伍质量亟待提高，这是制约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他强调，院校要名符其实，就要有一批高水平的教师。而如何才能解决教师队伍质量不高的问题呢?钱学森通过调研，对我国教师队伍的结构、质量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具体建议。他认为，现在我国老一代的教授为数不多了，而且年岁也大了。战斗在第一线的中年老师，知识面还比较窄，缺乏创造性，当务之急，就是把他们抓上去，求得“突破”。怎样将这些人抓上去?钱学森对此胸有成竹，指出，首先要解决他们的志气问题，没有振兴中华的志气是上不去的。其次，要有科学的思想方法。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学习有关教育和科研的方针政策。第三，要确实发扬学术民主。每个教研室每周可组织一次学术讨论会，不同专业的人员可以互相“串门”，自由参加，自由发表意见。经过反复讨论，百家争鸣，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要提高教师的生活待遇，把他们从买菜、做饭、洗衣、带孩子等繁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保证足够的时间用来学习。由此，不难看出，钱学森心系教育改革、关怀教师队伍建设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感人至深.

　　钱学森作为我国航天事业的领导者、组织者、实施者，直接在周总理、聂荣臻、叶剑英和张爱萍等将帅的领导之下，开展工作，亲眼目睹了这些领导高超的指挥能力，亲身感受到他们高尚的人格魅力，亲自领略了他们卓越的才华。回顾过去，展望未来，钱学森深切的认识到：“现代领导人才的培养，特别是高级领导人才的培养，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也是领导科学要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为此，钱学森经过认真研究和思考，首先对领导人才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总体的设想。他认为，领导者要有两个方面的素养，一个方面是方法，就是领导、决策的科学方法所需的学识；另一个方面是胆略，就是指领导和决断的气魄、决心、胆识和眼光。同时，他以此为目标，对领导人才培养，提出了比较明确具体的全面要求，强调指出，领导干部的培养，可考虑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第二个方面，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对我们今天的世界必须很好的了解，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地理、资源、人口、生产、贸易、军事、文化等等；要了解当前，必须了解过去，知道一点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第三个方面就是现代科学技术概况。要经常学，因为科技在不断的进步。第四个方面，对于文学艺术要有一定的修养，我们老一辈革命家毛主席、周总理、朱德、陈毅的文学修养都很高，他们的文学艺术修养，对于他们杰出的领导才能的形成是有关系的。第五个方面是军事知识。军事知识也是培养胆识、胆略的一个重要方面。第六个方面，作为领导者怎样在繁重的工作任务中保持健康的身体。在他看来，只有在这六方面达到培养要求，才算得上合格的领导人才。
    正如这位大科学家习惯于从系统论的角度分层考虑问题那样，在钱学森看来，领导人才也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最高层次的是帅才和将才，领导人才的培养，关键是要造就大批帅才和将才。他认为，这些帅才和将才不但要具备上述的品质和条件，而且要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具体实际，进行创造性的思维和创造性的工作，达到周总理所要求的那样：宏观决策要“举重若轻”，落实工作要“举轻若重”。为此，钱学森殚精竭虑，想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或大成智慧工程”，“把‘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结合统一起来”培养帅才和将才，使他们实现：在定方针时居高望远，统览全局，抓住关键；在制定行动计划时又注意到一切因素，重视细节。
    作为军事科技人才的杰出代表，钱学森自然非常关注军事领导人才的培养，他根据新技术革命和科学技术发展对军事领导人才素质的要求，提出军事领导人才培养的重点应是高层次指挥人才和军事科技帅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钱学森就描绘出了我军2l世纪指挥人才培养目标的生动图景：高级军官是博士，中级军官是硕士，初级军官是学士。关于培养军事科技帅才，他曾在1991午6月18日给朱光亚同志的信中提出：“为了迎接21世纪社会主义中国建设的需要，我想有必要考虑在MIT的时代及CIT时代之后，再创造一个高等教育的新时代；培养科学技术帅才的时代。”在谈及如何培养军事科技帅才时，钱学森指出：“可以在国防科技大学进行博士生试点”，把军事科技人才的培养定在高起点。十年、二十年过去了，钱学森构建的人才培养蓝图正在成为现实。.

主要著作
Engineering Cybernetics，Tsien, H. S. McGraw Hill, 1954
Tsien, H.S. Technische Kybernetik, Übersetzt von Dr. H. Kaltenecker, Berliner Union Stuttgart 1957
ТЕХНИЧЕСКАЯ　КИБЕРНЕТИКА
工程控制論. 科學出版社 1980. ISBN: 9787110011966
工程控制論(新世紀版).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2007. ISBN 9787313043252
創建系統學. 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 ISBN 9787537719483
創建系統學(新世紀版).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2007. ISBN 9787313045928
氣體動力學諸方程. 1966.
星際航行概論. 1966.
星際航行概論. 中國宇航出版社, 2008. ISBN 9787802184398
物理力學講義. 1962.
物理力學講義(新世紀版).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7. ISBN 9787313048769
從飛機導彈說到生產過程的自動化. 1959.
論系統工程.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1982. ISBN 9787535704122
論系統工程(新世紀版).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2007. ISBN 9787313045898
錢學森文集. 1991
論人體科學與現代科技.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1998. ISBN 9787313016010
錢學森手稿. 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 ISBN 9787544022262
水動力學講義手稿.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2007. ISBN 9787313041999
錢學森書信（1-10卷）. 國防工業出版社, 2007. ISBN 9787118046205
錢學森書信選（上、下卷）. 國防工業出版社, 2008. ISBN 9787118056457
“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文库”
《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
《论第六次产业革命通信集》、
《钱学森讲谈录——哲学、科学、艺术》
《论地理科学》、
《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
《导弹概论》、
《论信息空间的大成智慧--思维科学、文学艺术与信息网络的交融》
主要論文
Tsien HS Two-dimensional subsonic flow of compressible fluids // Aeronaut. Sci. 1939
Von Karman T, Tsien HS. The buckling of thin cylindrical shells under axial compression. J Aeronaut Sci 1941
Tsien, HS 1943 Symmetrical Joukowsky Airfoils in shear flow. Q. Appl. Math.
Tsien, HS, "On the Design of the Contraction Cone for a Wind Tunnel," J. Aeronaut. Sci., 10, 68-70, 1943
Von Karman, T. and Tsien, HS, "Lifting- line Theory for a Wing in Nonuniform Flow," Quarterly of Applied Mathematics, Vol. 3, 1945
Tsien, HS: Similarity laws of hypersonic flows. J. Math. Phys. 25, 247-251, (1946).
Tsien, HS, "Rockets and Other Thermal Jets Using Nuclear Energy", Th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of Nuclear Power, Addison-Wesley Vol.11, 1949
Tsien, HS 1952 The transfer functions of rocket nozzles. J. Am. Rocket Soc
Tsien, HS, Take-Off from Satellit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Rocket Society, Vol. 23, No. 4, 1953
Tsien, HS 1956 The Poincare-Lighthill-Kuo Method, Advances in Appl. Mech.
Tsien, HS, 1958, "The equations of gas dynamics."

[ 本帖最后由 ououmama 于 2009-11-5 11:09 编辑 ].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揭幕典礼上的书面发言
钱学森
编者按：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被命名为“钱学森图书馆”，江泽民总书记亲笔题写馆名。 1996年4月 8 日，西安交通大学100周年校庆期间，举行了隆重的“钱学在图书馆”命名仪式。本文是钱老在命名仪式上的书面发言，本刊首家予以发表。
潘季党委书记、蒋德明校长：
老师们、同学们、来宾们：
我因不能来参加母校的百年校庆和“钱学森图书馆”揭幕庆典，只好写这个书面发言，请与我合作多年的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王统业同志代为宣读，以表达我这个老校友的衷心祝贺！
我发言的题目叫《图书馆与钱学森》。为什么选这个篇名？因为图书馆对我的教育成长和科学工作有极大的推动和帮助作用，我不能忘记图书馆和在图书馆工作的人员对我的支持和帮助。下面就讲几件有关图书馆和我的事。
在20年代，我是北京师大附中的学生。当时学校有一个小图书馆，只有一间书库，但却是同学们经常去的地方。那间图书馆收藏有两类图书：一类是古典小说，象《西游记》、《儒林外史》、《三国演义》等，这类图书要有国文老师批准才能借阅；二是科学技术图书，我们自己可以借来看。记得初中三年级时，一天午餐后休息，同学们聚在一起闲聊，一位同学十分得意地说：“你们知不知道20世纪有两位伟人，一个是爱因斯坦，一个是列宁。”大家听后茫然，便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是从图书馆的一本书上看到的，爱因斯坦是科学伟人，列宁是革命伟人。但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爱因斯坦是相对论的创始人，列宁是俄国的伟大革命家，更不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但这次茶余饭后的闲谈却激起了我对科学伟人和革命伟人的崇敬。到高中一年级我就去图书馆找介绍相对论的书来看，虽不十分看得懂，但却知道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概念和相对论理论是得到天文观测证实了的。
1929年我从北京师大附中毕业，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那时上海交大图书馆在校门右侧的红楼，是我每天必去的地方。一是读报，二是看书。当时学校订了许多报纸，有国民党办的，也有进步人士办的。国民党的报纸“太臭”，我是不读的。对图书，特别是科技书，那真是如饥似渴，什么科目的书都看。我是学机械工程的，常去找有关内燃机的书，特别是讲狄塞尔（Diesel）发动机的书来读，因为它热效高。后来我的专业是铁道机械工程，四年级的毕业设计是蒸气机车。但我到图书馆借读的书决不限于此，讲飞艇、飞机和航空理论的书都读。讲美国火箭创始人戈达德（R．Goddard）的书也借来看。我记得还借过一本英国格洛尔（H．Glauert）写的专讲飞机机翼气动力学理论的书来读；当时虽没完全读懂，但总算入了气动力理论的门，这是我后来从事的一个主要专业。
1935年我去美国学习，专业就是航空。先是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后来又到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都是理工科大学。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前后总共17年，先是当研究生，后来任教。在这一时期，学校图书馆对我就更重要了。我的研究工作中有许多数学和物理学问题要解决，为此我在学习工程技术知识之余，还要学习数理学科的知识。所以我选学了量子力学、统计物理、复变函数等课程。这为我日后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大家知道，做研究就是开拓已有的知识领域，攻克学术的前沿阵地，所以一定要知道科学的最新发展，了解别人的最新成果。因此我一有空就去学院图书馆的期刊开放陈列架，翻看最新的期刊，阅读别人的新论文，并从中得到启发。后来我当了教授，仍旧这样做，也要求我的研究生们这样做，并在每周的学术讨论会上请大家讲讲学术动态，共同吸收新思想、新成果，以促进我们的研究。由此可见，图书馆对我的研究工作简直是不可或缺的。
以上讲的这些都还只限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那时我在社会科学、哲学领域可以说是文盲！ 1955年我们全家回归日夜思念的祖国以后，党交给我一项大规模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任务。这时我又发现自己的知识不够用了，必须赶快学习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图书馆又帮了我大忙。近日我读到1995年5月26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其中有一段，我是深有体会的。他说：“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我们提倡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注意学习自然科学知识，自然科技工作者要注意学习社会科学知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们要在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加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紧密结合，深刻认识并掌握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指导实践。”
我从自己多年的实践体会到，江泽民同志的这段讲话是完全正确的。
以上就是我这一生和图书馆的联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图书馆和资料馆，就没有今天的钱学森。因此我希望全社会都来重视图书馆事业，也预祝西安交大的“钱学森图书馆”越办越好，为广大师生提供更多更丰富的有用知识和精神食粮。
谢谢诸位！
钱学森
1996年4月.

http://www.newssm.com.cn/    2009-11-5 7:59:07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整理者注：钱老去世以后，许多人问我们：钱老有什么遗言？并希望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写一篇“钱学森在最后的日子”的文稿。我们已告诉大家，钱老去世时很平静安详，他没有什么最后的遗言。因为在钱老去世前的一段日子，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可以向大家提供的，是钱老最后一次向我们作的系统谈话的一份整理稿：钱老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那是于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医院谈的。后来钱老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包括在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望他时的谈话。那都是断断续续的，没有这一次系统而又全面。今天，我们把这份在保险柜里存放了好几年的谈话整理稿发表出来，也算是对广大读者，对所有敬仰、爱戴钱老的人的一个交代。

　　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最近我读《参考消息》，看到上面讲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
　　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 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 “good 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生物系有摩根这个大权威，讲遗传学，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摩根的学生。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前我们科学院的院长卢嘉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进修过。L·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也不排斥。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他晚年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的思想遭到生物医学界的普遍反对，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和整个医学界辩论不止。他自己就每天服用大剂量维生素，活到93岁。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
　　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时，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就是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所以人家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他后来还成为西方一位抽象派画家。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他很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学校，光是为中国就培养出许多著名科学家。钱伟长、谈家桢、郭永怀等等，都是加州理工学院出来的。郭永怀是很了不起的，但他去世得早，很多人不了解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他也是冯·卡门的学生，很优秀。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发现他聪明极了。你若跟他谈些一般性的问题，他不满意，总要追问一些深刻的概念。他毕业以后到康奈尔大学当教授。因为卡门的另一位高才生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组建航空研究院，他了解郭永怀，邀请他去那里工作。郭永怀回国后开始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我们一起开创中国的力学事业。后来搞核武器的钱三强找我，说搞原子弹、氢弹需要一位搞力学的人参加，解决复杂的力学计算问题，开始他想请我去。我说现在中央已委托我搞导弹，事情很多，我没精力参加核武器的事了。但我可以推荐一个人，郭永怀。郭永怀后来担任九院副院长，专门负责爆炸力学等方面的计算问题。在我国原子弹、氢弹问题上他是立了大功的，可惜在一次出差中因飞机失事牺牲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批有创新精神的人把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搞起来的。
　　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这是我感受最深的。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
　　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我们中国学生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回国以后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有在那学习过的人都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很有启发，送花了。.

凤凰资讯 > 评论 > 时事政治 > 正文国际日报：美国政府欠钱学森一个公道2009年11月06日 07:45中国新闻网【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69条中新网11月5日电 美国《国际日报》当地时间4日刊文《美国政府欠钱学森一个公道》说，纵观钱学森辉煌的一生，他的离去应该没有什么遗憾了。如果说有，大概就是美国政府的道歉。美国政府对于被诬陷为间谍的李文和道歉了，而当年栽赃给钱的“证据”要荒唐不知多少倍。美国政府实在是欠钱学森一个公道。

文章摘编如下:

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日前以98岁高龄离世，在中国大陆引起巨大反响，除了对钱老为祖国所做出巨大贡献和所具有的人格魅力的深切缅怀，还有很多反思。比如，如何继承钱老的高尚品行和为人民奉献的精神，以及中国的教育制度是否能培养出钱学森等颇有深度并针对时弊的思考。

其实，钱老的离世，在美国也引起了不小反响。像洛杉矶时报在讣闻栏以大篇幅的报导介绍了钱老的生平，并介绍了钱老对于美国航天事业的突出贡献，称钱老是世界著名的LPL实验室的奠基者之一，还特别介绍了钱老研发的射流辅助起飞技术，在1940年就开始用于军事。其实，如果追溯航天飞机发展的源头，也与钱老不无关系，钱老对于美国航天事业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但却是满怀着极度失望离开。

1955年9月，实际上被关押5年的钱学森和夫人以及2个年幼的孩子在洛杉矶港搭船返回中国。临上船时，面对簇拥的记者，钱老说了这样的话，“我没有计划返回，我也没有理由返回，对此我已经考虑了很长时间。我的计划是，尽我最好的努力去帮助中国人民建立有尊严和幸福居住的国家。”钱老如此强烈的决心，在日后逐渐的显露出，并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钱老的老朋友、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Frank Marble在该院学报上曾撰文回忆到，1980年，前加州理工学院校长、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Harold Brown访华，想见钱老，钱老避而不见。Marble在第2年对钱老说，“你犯了一个大错误。Brown非常崇拜你，赞赏你的辉煌。”钱老对此的回答是，“我知道。这是我错误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钱老和美国的“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大的政治背景是美国正处于麦卡锡主义时代以及因朝鲜战争爆发而产生的“冷战”。钱老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不仅为中国政府和人民而感到不平，很多美国人也希望还钱老一个公平。

对钱老有一定研究、目前为美国国家太空总署(NASA)公共事务官的Mike Cabbage是这样描述当时发生的事情，“对于研究生钱学森来说，在Sidney Weinbaum家中的聚会，看起来是一个典型30年代美国人的聚会，而不是美国共产党帕沙迪纳分部122小组的职业会议。”“在那里有精力充沛的政治讨论、音乐、游戏和令人愉快地谈话。...钱学森是为了音乐而去的，当时他正在学习玩长笛。”

Cabbage的研究显示，没有证人可以肯定地说，钱学森是否成为共产党成员；没有政党官方记录钱学森与这个团体有联系，钱学森案子的依据是一个警方调查人员手写的一份单一成员名单，而这份名单是他们从其它数据上抄下来的一些名字。钱学森坚决地维护他的清白。不过，移民局根据钱学森在1947年再次进入美国时的移民表格做出裁决，把钱学森作为“共产主义分子”驱逐。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美国政府表示要颁发钱学森最高科学成就奖而要钱学森前往美国领奖时，被钱学森坚决拒绝，除非美国政府向他道歉。纵观钱老辉煌的一生，他的离去应该没有什么遗憾了。如果说有，大概就是美国政府这个道歉。美国政府对于被诬陷为间谍的李文和，道歉了。而栽赃给钱老的“证据”要比诬陷李文和为间谍的“证据”荒唐不知多少倍，美国政府是不是也应该道歉？

美国政府实在是欠钱老一个公道。(孙卫赤)

[ 本帖最后由 小小老虎 于 2009-11-7 09:16 编辑 ].

钱学森虽然离开了，但多希望他的所言所为真的能对中国的应试教育现象改观起到些作用。.

“大致可以作为下面这几段教育：
①8年一贯制的初级教育，4岁到12岁，是打基础。
②接着的5年（高中加大学），12岁到17岁，是完成大成智慧的学习。
③后1年是‘实习’，学成一个行业的专家，写出毕业论文。
“这样的大成智慧硕士，可以进入任何一项工作，如不在行，弄一个星期就可以成为行家。以后如工作需要，改行也毫无困难。当然，他也可以再深造为博士，那主要是搞科学技术研究，开拓知识领域。
“这个大胆设想，您看如何？新一次的‘文艺复兴’呵！”.

这个,这个好像适合少数人吧,.

这是钱老关于教育写给钱学敏的一封信里提到的设想。
也许是钱老想培养出领军的创造性人才所设计的一种特殊学制吧！对于少数人也许可以大胆试验一下，但是怎么实施？谁来实施？实验对象怎么选择？
    特别是12-17岁高中加大学这一段，高中与大学的衔接最难。新任教育部长提出了义务教育的均衡化的题目，对于钱老的建议，似乎还没有主管部门的积极响应！难， 创新教育得有人大胆试验才能够推进，否则，只能够是赞叹一下，就默默无声了。.

看看现状，寒窗苦读的学子们入了大学后，发展与提高都进程缓慢，钱老的提议是有道理的！.

科大少年班不是针对这样少数人的一种特殊学制吗？
不过，好像除了科大还保留着，类似交大等的都停办了。.

李培根：别把创新教育当成“奢侈品”
来源：其他  点击次数:396次  发布时间：2009-08-27 15:15  编辑：党委宣传部
    教育的任务之一是启发学生的创新意识，而创新意识最基本的要素是质疑和独立思考。培养学生质疑和独立思考的习惯，不单是高等学校的职责，基础教育所起的作用甚至更为重要。创新本不神秘，当创新教育真正普及之时，那些看起来平凡的现象恰恰反映了大成效
   
    随着中国向创新型国家迈进，眼下，高等院校尤其重点大学都越来越重视创新教育，中小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也开始受到关注，大家正探索创新教育的各种形式。在推进创新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问题？避免何种倾向？

创新教育不能成为优秀学生的“奢侈品”

    创新教育不能局限于优秀学生。如今，即使在重点大学，多数学校的创新教育也只针对少数优秀学生。如果说，刚开始搞创新教育时，先在部分学生中试验再逐步推开，这当然在情理之中。但恐怕很多学校并非如此打算，因为他们认定创新教育只适合于优秀学生。其实，学生都具备潜在的创新能力，问题在于能否得到开发。上世纪初，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曾提出假设：一个正常健康的人只运用了其能力的10%。其后，奥托估计，可能只用了4%。而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正是教育的责任，正是创新教育的基本任务。当然，对于不同能力和基础的学生，创新教育的方式应该有所不同。这恰恰是对教育者的挑战，即如何因材施教，尽可能让每个学生的创新潜能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

   

    总之，创新教育不能成为优秀学生的“奢侈品”。

创新教育不能成为重点大学的“奢侈品”

    ——创新教育并非只是重点大学的事。当前重点大学都比较重视创新教育，而在一般的高等院校，情况就不一样了，很多普通高校还没有把创新能力培养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任务，在他们心目中，创新教育是重点大学的事情。其实，一般高校甚至中专和技校一样应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笔者认为，创新体现在不同层面上，就像一个金字塔，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发现可看成是创新金字塔顶端，而工厂里的技术工人也可能作出技术创新，那是创新金字塔的底部。需要注意的是，越是底层的创新者，社会需求越是量大面广。毕业于一汽技工学校的王洪军，创造出一整套实用又简捷的轿车车身钣金整修方法——“王洪军轿车快速表面修复法”，于2007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不同层面学校的学生一样有可能作出创新，不同层面的学校都有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责任，只不过不同类型和不同层面的学校对创新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可有所不同，有的注重于科学前沿的创新，有的重视技术创新，技校等等则可以更专注于技能创新。这才体现创新教育的百花齐放。

   

    总之，创新教育不能成为重点大学的“奢侈品”。

创新教育不是科学家和高级技术人员的“奢侈品”

    ——创新教育不能只是少数教师的事。在很多学校，不仅创新教育，许多教育改革也只是少数教师的事情，多数教师成了旁观者。其实，普及创新教育一定要发动所有教师，没有所有教师参与，创新教育很难在一所学校普及。要使所有教师都愿意参与创新教育，除了启发引导，学校还必须有合适的机制。

   

    总之，推进创新教育应该是所有教师的责任，而非少数教师进行试验的“奢侈品”。

   

    ——创新教育不能只限于科技。如今一谈创新，就说科技。其实创新意识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是需要的。一个真正有创新意识的民族，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不断作出创新，社会因此而能更好更快地进步。教育的任务之一是启发学生的创新意识，而创新意识最基本的要素是质疑和独立思考。培养学生质疑和独立思考的习惯，不单是高等学校的职责，基础教育所起的作用甚至更为重要。

   

    一句话，切莫把创新教育当成未来科学家和高级技术人员的“奢侈品”。

创新教育真正普及之时，一切都不是“奢侈品”

    我们无须用什么指标去衡量高等院校学生乃至我们民族的创新意识。创新本不神秘，当创新教育真正普及之时，那些看起来平凡的现象恰恰反映了大成效。

   

    当创新教育真正普及之时，你可以看到，学生在课堂上会随时举手发问，师生互动的情景变得平常；教师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因为非如此难以面对学生的创造性发挥；学科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因为创造性的思维难以受界限束缚；大学的招生自主权越来越大，因为考试成绩不再是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大学里不再崇尚统一教材和精品教材，因为那可能限制创造性思维；课外创新团队不再由学校组织，因为学生自己有着强烈的创新欲望；陷入网瘾的学生会越来越少，因为更多学生试图展示潜能而少有无所适从的空虚；学校会越来越开放，因为创新源于问题，而问题源于社会与实践；中学生不必一味追求读大学，因为不同层面的学校都可能提供创新教育，而拥有创新技能的大专生、中专生更容易被社会接受，等等。

   

    这一切，都不神秘；这一切，都不是“奢侈品”。.

开发人的潜能是教育的根本。
创新教育要从小抓起，不同学制不同层次的教育如果都贯彻创新教育的指导思想。我们才能够培养出大师级的科学家、创新的设计制造人才、创新的技术革新、技术发明的能手、创新的普通劳动者和创新的老师。
老师自己没有创新的经历和体验，加上导向不当的指挥棒的误导，他们自然而然的会把自己的教育对象培养成考试机器、书呆子或因循守旧的“好”　学生。　
所以教育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培养出创新的教师队伍来。.

为解决师资难的问题，钱学森提出要动员全社会（包括下岗、退休的）有经验、有学识的人，都来当教师或兼职教师，也要竭力创造宽松、民主而优越的环境，吸引外国的高科技人才和我们的出国留学生，共同把最先进的科技成果、最新鲜的实践经验，不失时机地传授给我们的下一代。与此同时，还要建立起以高等教育为主体的、能够使人终身受教育的教育体系，以适应信息社会逐渐以脑力劳动为主的高科技、高效管理、职能变换等快速发展的要求。.

学习钱老的为人品德，无论老少。送花.

我的计划是，尽我最好的努力去帮助中国人民建立有尊严和幸福居住的国家。
至理名言，他的思想的精华是孩子要好好要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