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本地学生为什么不喜欢 物理、数学、化学 或 生物?
工作难找, 工资也低.
外国留学生为什么愿意读呢?
有奖学金/助学金, 容易签证.
为什么转行呢?
工作难找, 工资也低.

一切都有因果关系,都很正常. 比较喜欢南加州大学的做法,为自己考虑也为学生考虑.

　　南加州大学（USC）的每年录取的十来个留学生中，约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学生来自中
国。为了防止这些学生跳槽，学校改变了它的博士学位计划。USC物理系系主任张图南（音
）注意到有些中国和东欧的研究生想转行到工科。过了若干年，当他们挣足学分，拿到工
科的硕士学位，就草草毕业了。现在系里鼓励学生及早开始博士学位的科研工作，并在日后
修习更加广泛的课程。他们仍然可以拿到工科的硕士学位，但是他们比原来有更多的人能完
成博士学位。

说实话,美国有必要保留那么多物理系,毕业那么多物理博士,养物理教授吗?
物理教授也没有必要太奋青,大家不都是为了混口饭吃吗?.

美国年轻人为何不爱搞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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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源）：新华网    发布时间：2008-04-26


    当今美国，正处于科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前人难以想象的先进研究工具和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科研发展。

    然而，现在却不是培养年轻科学家的最佳时期。学术训练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学术岗位越来越少、科研基金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许多年轻科学家认为自己在学术界前途暗淡，看不到希望。因此，当科学精英大力鼓吹美国需要更多科学家之时，优秀学子却失去了学术研究  
的“斗志”，纷纷转入了商业等非学术领域。近日，《美国高等教育纪实报》揭示了这一问题，并分析了原因。

    就业难　博士后成了缓兵之计

    据美国物理学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在物理学领域，目前有70%的博士生毕业后继续进行博士后研究，原因是他们找不到固定的教职或科研岗位，而在2000年，只有43%的人选择博士后研究。

    在许多人眼里，斯蒂芬·徐可以说是美国科学家培养体制中的一位成功科学家。作为俄勒冈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他是量子力学研究方面最前沿的科学家之一，同时，他还建立了两个非常成功的软件公司。

    如今，他培养的4位美国博士生中没有一人在理论物理学方向取得教职，而是通过他的关系进入了金融或软件行业。随着学术职业对美国本土学生吸引力的下降，在美国大学的物理学科中，大多数博士生都是外国留学生。斯蒂芬教授非常担心这种情况，他认为，“长期下去，人们会渐渐忘记科学研究也是一种职业选择”。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职前培训办公室主任梅琳达·玛丽斯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她表示，现在许多进入实验室工作的优秀本科生看到的是科研工作者的尴尬处境---教授拿不到基金，博士后无法获得终身教职。同时，与1987年相比，科学领域的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所需的平均时间延长了一年半。这些被认为大有培养前途的本科生也会权衡自己将来是否要选择科研道路，这样的投入是否值得。

    尽管大量博士生找不到合适的科研或教学岗位，但美国政府领导层、学术领袖仍然认为，美国需要更多的科学家，要加大科学家的培养和支持力度。美国国家科学院在2005年发表的报告《迎击风暴：为了更辉煌的经济未来而激活并调动美国》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应该大力鼓励学生攻读理工科，并建议要为攻读理工科的学生设立额外的工作岗位。此外，这份有影响力的报告还建议加大对物理学科的资助。

    美国国会采纳了这些建议，并且在今年8月通过法案，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能源部自然科学办公室和其他物理学有关的资助资金预算增加了一倍。

    经费紧　获资助年龄增加十岁

    尽管国会已增加了科学研究的经费预算，但过去的经验表明，这种增加也有副作用。以生物医学为例，在1998年至2003年间，美国国会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研究基金的预算从136亿美元增加到了273亿美元，许多大学获得资助后建立了一批实验室，招募了大批研究人员。但从2003年之后，经费的追加并没有与经济的通货膨胀同步，许多实验室的运转出现困难，一些大学只好削减终身教职岗位，改为聘任短期的研究生和博士后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据美国生理学会（FASEB）今年8月出台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生物医学领域，从1985年至2003年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美国培养博士生的数量几乎增加了2倍，但获得终身教职的学者数量却基本维持不变；在这期间，接受短期聘任的年轻科学家的数目却翻了一番。对研究生就业问题一直密切关注的布朗大学生物学教授苏珊·戈尔比说，幸好自己的学生时代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形。如今，她自己也面临着研究经费短缺的问题，去年，她没能成功地申请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基金。这一年，她只能到处“化缘”，小心地维持着自己的实验室。

    像苏珊这样已经有所成就但仍然面临经费短缺的科学家并不少见。许多科研人员表示，现在比过去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在项目申请上。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执行副院长格伦·高尔顿表示，即使是非常成功的科学家，仍然会有几次项目申请被拒绝，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自己想办法来维持实验室的运转，一些年龄较大的科研工作者通常会选择放弃，提前退休。

    在经费问题上，年轻科研人员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尽管自1998年起，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科研预算增加了一倍，然而年轻科学家获得重要研究基金的几率却在下降。虽然许多科学家承认，富有创造性的想法和研究往往来自年轻人，但许多研究基金还是将申请人限定在有过1个至2个研究项目以上并有终身教职的科学家群体。

    统计显示，获得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主要研究基金的科研人员的年龄在不断上升。1970年，首次获得资助的科研人员的平均年龄为35.2岁，到了2005年，平均年龄上升至42.9岁。这就意味着，一位科研工作者可能要到43岁左右才可能申请到研究基金，独立开展研究工作。从所有获得资助的研究者的平均年龄来看，1970年科研人员获得研究基金的平均年龄为40.9岁，2005年则提高到了51.7岁。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专门为年轻研究者建立了小额研究资助基金，但这样的资助远远不够建立实验室让他们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这样一来，年轻科研人员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年纪轻，所以得不到研究基金，而无法开展研究就得不到终身教职，得不到终身教职又继续影响了研究基金的获得。

    岗位少　培养体制需面对现实

    美国《自然》杂志在讨论目前博士生培养问题时，使用了“契约奴隶状态”一词来形容目前无法找到合适科研岗位的研究生，认为“过多的研究生院培养出了过多的学生，却只有少数能够在科学研究领域获得好的发展前途”。

    这种说法并不陌生。1998年，现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时任美国国家研究协会委员会主席的雪莉·提格曼曾率领一个研究小组，专门就生命科学领域的年轻科研人员进行过调查。该研究小组发现，研究生和博士后的过度供给有利于促进生命科学的整体发展，但这种发展却是不可持续的。该研究的结论认为，美国每年的博士学位授予数量太多，应该加以控制。当时，这个观点一提出，立即引来了科学界的一片谴责。

    现在，美国各大学却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一些大学已经开始了改革，布朗大学今年生物医学专业的博士生录取人数比去年减少了20%，宾夕法尼亚大学今年博士生招生人数则比去年减少了12%。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也缩减了研究生的培养经费，将更多经费用于科学研究。

    一些专家指出，美国博士生面临困境的根源在于美国的科研人员培养体制。最近几十年来，一个由多学科科学精英组成的“蓝带研究小组”一直建议大学应该改革博士培养体制，他们认为，由于现在许多博士毕业生无法在学术研究领域就业，培养科学领域的博士生时应该让他们的知识和能力更加广博，以使他们能够适应学术领域内外的各种工作，同时建议缩减博士生培养项目和一些领域的博士学位授予数目。

    实际上，早在1947年，美国化学学会就已经提出了类似的博士生培养改革建议，如要改进对博士的指导、避免过窄的专业化、要培养学生能够到工业领域就业。

    由佩尤慈善信托基金资助的“重塑博士”研究项目，对450名在读博士生和高校有关博士聘任的人事负责人进行了访谈。该研究小组同样呼吁，学校应该加强与研究生的沟通、加强对研究生教学技能的培养、给研究生提供就业面更广的训练，等等。卡内基教育促进会在美国84所院系试点实践了这些建议，在这个项目中，参与的院系可以互相交流，并了解自身的不足和发展方向。参与该项目的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科研副校长乔治·沃尔克表示，大学应该帮助学生学习如何更好地适应不同领域的不同工作，如何更好地与人合作。在他看来，这种灵活和迁移的能力是当今时代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叶菊艳　编译 自近日《美国高等教育纪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