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20到30年代,出于对西方社会的失望,很多西方知识分子转向共产党国家寻找替代,他们认为,共产党国家的“新人”把精神和道德放在物质和贪欲之上,让个人服从于集体,为了一个更超越的目标而生活,这与西方社会个人所遵循的价值完全不一样。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者悉尼•韦伯和比阿特利斯•韦伯夫妇30年代中期访问苏联时曾经对“苏维埃人”印象深刻,在他们的《苏维埃共产主义:一个新文明》一书中留下了很多观察和评论。他们的书中有一章的题目就叫“重塑人”(The Remaking of Man )。他们对莫斯科体育俱乐部墙上的标语“我们不但按照经济原则重塑人类社会,我们也按照科学原则重塑人类”感到十分振奋。苏联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那么如果没有宗教的天国和来世概念,“新人”的道德原则以什么为基础呢?韦伯夫妇提出了他们不无道理的答案:共产党用普遍的个人负债意识取代了宗教概念,在苏联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欠了党、政府和社会的债,他的一生就是用贡献来还债,这就为个人的伦理道德提供了基础。韦伯夫妇也对苏联把生产劳动和教育相结合的教育制度深感兴趣。他们认为,在西方实际上有很多教育界人士提出这样的设想,但只有在苏联才成为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