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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 杨腓力:我以为我认识耶稣

杨腓力:我以为我认识耶稣

杨腓力:我以为我认识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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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腓力:我以为我认识耶稣
2016-01-18 杨腓力 丁书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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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我认识耶稣
作者:杨腓力《耶稣真貌》

  耶稣是谁

  我们听许多人谈论一位我们不认识的人时,常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会觉得他们说的不是同一个人。有人说那人太高,也有人说他太矮;有人说那人太胖,也有人说他太瘦;有人说那人太黑,也有人说他太白......。
  有一种解释,就是那位我们没亲眼见过的人,可能是个奇形怪状的人。但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他其实是一个外貌平常的人。这种奇怪的现象太常发生了,甚至已不再使我们惊异,反倒视为平常了。
  -- 契斯特斯顿(G﹒K﹒Chesteston)

  我对耶稣最初的印象是儿时在主日学里唱「耶稣爱我」、在临睡前的祷告呼唤「亲爱的耶稣」、在圣经班看着那些用法兰绒板剪出来的人像的时候。耶稣是和饮料、糖果、饼干以及每次出席得到的小金星联系在一起的。

  主日学校里有一幅挂在水泥墙上的耶稣油画像,给了我特别的印像:我认识的男人没有一个像耶稣那样留着长而蓬松的头发。他的面孔憔悴但英俊,皮肤洁白,身穿紫色的长袍,画家特别把折层的光线加重油墨,他怀抱着一只沉睡的小羊,我幻想自己是那只小羊,内心充满了幸福感。

  最近我读到年老的迪肯森(Charles Dickens)写给他孩子关于耶稣一生的书。在那本书中,耶稣给人的印像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保姆,他抚着孩子们的头吩咐说:「孩子们,你们可要好好地孝顺你们的父母啊。」这正是我在成长时期,从儿童主日学里得到的耶稣形象,他是一个完善、可靠并且完全没有棱角的人物——就如儿童电视节目里的罗杰先生一样。我小时候很喜欢这样的造型。

  后来我在圣经学院念书,给我的却是另外一个耶稣印象。在那段日子里,耶稣的形象是一个挂在半空、对着纽约市联合国张开双臂的姿态。这是宇宙的基督,万有都由他而来,在一切都在变动的世界中,只有他永不改变,这幅图画和我儿时抱着小羊的牧人图是大不相同了。

  同学们在谈到这位宇宙的耶稣时候,却用一些难以置信的亲密口气。教授们鼓励我们建立「与耶稣基督个人的关系」。在聚会里我们唱着一些非常亲密地爱慕他的诗歌。有一首诗歌说到与他在花园散步,「玫瑰花上露水依然清新」。同学们在自己信仰的见证里,偶尔会说出一些词句,像是「主告诉我......」。可是在那段日子里,我自己的信心却是怀疑和无知,我小心翼翼、迷惘,充满了疑问。

  当我回顾那段日子,虽然和耶稣有各种挚爱的亲密,耶稣却离我愈来愈远。他变成了只是被瞻仰的对象。我背下了福音书中三十四个神迹,却没有经历到任何一个;我学了「八福」,却从来没有面对到一个事实:没有人(当然我更是)能够真正地明白那些奥秘的教训,更别说能够活出来了。

  不久以后到了六十年代(更确切地说,是七十年代初期),真正影响到我以及大部分的教会,开始怀疑每一件事,耶稣也变了,好象从外层空间来的一样。耶稣的跟随者不再是以中产阶级勤奋工作的人为代表,一些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的激进份子开始出现。自由派的神学家开始把耶稣和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古巴GC革命领袖)一并供在图像上。

  我突然发现所有有关耶稣的图像,包括儿时看到的好牧人,读圣经学院看到的对着联合国张开双臂的宇宙的耶稣,都是留有胡须,可是在圣经学院里是严禁留胡须。这时候许多问题开始涌现,比如怎么可能劝人为善的人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什么样的政府会把罗杰先生或是袋鼠船长杀死呢?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 )曾说过,没有一个真正神圣的宗教,会有一些教义是侵犯小孩的幼小心灵的。那么十字架呢?

  主后1971年,我看到一部名为「马太福音」的电影。这部电影的制片家是意大利的皮尔·巴罗·巴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 )。这部影片不但令宗教界愤慨﹣﹣宗教人士根本认不出银幕上的耶稣,就是制片界也大为诧异,因为制片界都知道巴索里尼是同性恋和马克斯主义的代言人。巴索里尼还控告性地将这部影片献给教皇约翰·保罗二十三世(Pope John Paul XXIII ),因为教皇是间接促成这部影片拍摄成的。教皇一次佛罗伦斯之行造成严重的交通阻塞,巴索里尼困在旅馆里无所事事,就从床头拿起一本新约圣经读了马太福音。他在福音书中所读到的令他大为吃惊,他决意制作一部不用任何剧本,只依据马太福音中所用的字句的影片。

  巴索里尼这部影片正好碰上六十年代对耶稣重新评估的风潮,因为经费有限,在意大利南方拍摄,用的是粉笔般的白色和死亡般的灰色为主调,这正符合耶稣在巴勒斯坦成长的背景。法利赛人穿戴头巾,希律的兵丁有点像法西斯党的卫兵,门徒们就好象装模作样的临时演员,可是耶稣本身,他那坚定的眼神流露出一副无惧的态度。他从一处到另外一处,马不停蹄地讲述比喻和教训。

  只有那些亲身在青少年期间经历过那种纷乱的日子的人,才能体会到巴索里尼电影里的强烈震撼力量。在那年代,这部影片使那些剧院里嘲笑的人哑然无声,激进的学生们突然发现,他们不是第一个提出反物质主义、反虚假主义,崇尚和平以及鼓励人们相爱的人。

  对我而言,这部影片促使我对耶稣的印象有了令人不安的重新评估。单从人的外表来说,耶稣所欣赏的人可能都是被圣经学院开除,或是被大部分教会拒在门外的人。耶稣在世的时候,人们给他的评价是「贪食好酒之徒」,无论在宗教或是政治界的在位掌权的人,都认为他属于造反派,一个扰乱治安的坏份子。他说话行事都像一个革命家,他蔑视名声、家庭、财产,以及传统上用来衡量成功的事。我很难接受巴索里尼影片中的那些对白,完全是出自马太福音这件事实,因为这部影片传出的信息和我先前对耶稣的概念大相径庭。

  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位名叫比尔·米利根(Bill Milliken )的「青年生命会」同工,在大城市的贫民窟组织了一个公社。他写了一本名为「告别甜美的耶稣」的书,这本书的书名正描述了我内心世界的光景。当时我在青年归主协会工作,担任「校园生活」这份刊物的编辑。我时常想知道基督到底是谁?每当我写作或是为他人的作品润色时,总是有一个怀疑的小幽灵出现在我身边,他问我:你真的相信这一套?还是不过是因为这份薪水而发表一些官样文章?你是否已经加入安全又保守的当权派——正如当年那批深感受到耶稣威胁的一帮人?

  因此我尽可能避免直接写关于耶稣的事。

  今天早晨,当我打开计算机,微软窗口就显示着今天的日期,似乎在承认,不论你相信与否,耶稣的出生都是如此重要,他把人类的历史分为两部分:这个星球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可以分为主前、主后两大部分。主后1969年,当阿波罗航天员第一次登陆月球时,尼克森总统极兴奋地说:「这是从神创造天地以来最重要的日子!」到葛培理牧师严肃地提醒他别忘了圣诞节和复活节的时候,他才清醒过来。从历史上任何一个角度来看,葛培理所说的都一点没错。这位加利利人一生讲道的对象,比不上葛培理一场布道会的人数,然而他对这个世界的改变确比历史上任何人都深远。他将历史带入了一个新的世界,而今地球上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对他效忠。

  今日在英语世界里,人们甚至用耶稣的名字来咒骂。想想看当一个生意人打高尔夫球错过了一杆的时候,他会大吼「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吗?或是一个水管工夹到了手指,他会尖叫「莫罕默德」吗?这会是多么奇怪的事!我们就是无法摆脱耶稣这个人的影响力。

  威尔斯(H﹒G﹒ Wells)是一位不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历史学家,他说他发现围绕在这个重要人物生活和品格周围的图画难以抗拒。以历史学家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人伟大的程度,是根据「他留下多少可以成长的事物?他是否让人热切地以新鲜的方式来思想?甚至在他离去以后依然坚持?」。如果根据这个标准,耶稣确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一条船从视线中消失以后,从它留下的波浪大小,多少也可以猜测船的尺寸。

  虽然如此,我却不是因为耶稣是改变历史的伟人而写这本书,正如我没兴趣写凯撒大帝、或是建筑长城的中国皇帝一样,我无法抗拒地被吸引到耶稣面前,因为他是我生命中的分水岭。他曾说过:「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根据耶稣的话,我对他的想法以及态度,将会决定我在永恒里的结局。

  有时候,我毫无疑问地接受耶稣大言不惭的宣告,可是我必须承认,有时候我怀疑一个在两千年前住在加利利的人,和我的人生有什么关系呢?我怎么才能解决我内心世界里怀疑和爱慕的矛盾呢?

  我一直想藉写作来对付我的怀疑,我写了两本书:「痛苦时神在哪里?」和「无语问上帝」,但是怀疑依旧。我一再回到同样的疑问,每次都好象再一次触摸到还没有愈合的伤口:神是否关心世上的苦情?我们对神有什么重要呢?

  有一次在科拉多州我被大风雪困住了两个礼拜。所有公路都封闭,我就好象巴索里尼一样,无事可做,只好念圣经。我慢慢地一页一页地读下去,在旧约中,我发现我认同的是那些勇敢站在神面前的人,比如像摩西,约伯、耶利米、哈巴谷以及作诗的人。在念圣经的过程中,我觉得仿佛在观看一出话剧,这些演员在舞台上表演他们的一生,充满了少许的胜利和大量的悲剧。偶尔他们会对那位看不到的舞台经理大叫:「你搞不清楚在这里是怎么回事!」约伯不就是这样以最刺耳的声音控告上帝:「你的眼岂是肉眼?你查看,像人查看么?」

  偶尔从舞台后面仿佛有一个遥远的声音传出来:「嘿!你也搞不清楚在后面是怎么回事呀!」这个声音曾经对着摩西、先知过,当然对着约伯的响应是最为响亮的。当我读到新约的部份,那种控告的声音止息了。我或许可以这么说,神好象搞清楚了地球上的生活是怎么回事了。耶稣亲自熟悉了痛苦的滋味,他经过如约伯所忍受短暂而又多难的尘世:

  「你的眼岂是肉眼?」曾经有一度,上帝的眼确是肉眼。

  我有时候想,如果我能够像约伯一样从旋风中听到神的声音,能直接与上帝讲话该有多好!这也许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吧!但上帝没有缄默,他的话已经说过,不是由旋风中发出,而是借着巴勒斯坦一个犹太人的嘴。在十字架这幅图画中,上帝在耶稣里,仿佛躺在解剖台上,他把自己显现给每一个怀疑的人,任他们调查研究,我也在怀疑者的行列中。

  你所看见的基督
  乃是我眼中最大的敌人
  你所见的基督像你一样的鹰钩鼻
  我的基督却有一个像我一样的宽鼻子
  我们两人日夜读圣经
  但是你读的是黑的,我读的是白的
    ——威廉·贝雷克(William Blake)

  当我想到耶稣的时候,我想起卡尔·巴斯(Karl Barth)的一个比喻:有一个人从窗口看外面的街道,看到外面的人用手罩在额头前朝天空看。房子里的人因为角度的关系,看不见外面的人在看什么。这些话,在耶稣以后两千年的人,何尝不像那个在窗口里的人!我们听见人们的欢呼,我们研究福音书中的手势和话语,然而无论我们怎么扭转我们的脖子,我们还是看不见耶稣在肉身里的真貌。

  正是这个理由,威廉·贝雷克短诗的表达是如此贴切,我们有的时候对耶稣的看法也正像只见鼻子一样(译注:短视的双关语),比如拉可达(Lakota)族人称呼耶稣是上帝的小牛,古巴政府曾经发行一幅耶稣肩上挂着卡宾枪的图画,英法两国在宗教战争的时候,英国人时常用的一句口号是「教皇是法国的,耶稣是英国的。」

  当代的学者更是混淆黑白,在现代神学院的书店里,你会发现耶稣被描述成政治的革命家、娶抹大拉玛丽亚的魔术师、加利利的教祖、拉比、无知的犹太好讥诮之徒、法利赛人、反法利赛的禁欲主义者、末世的预言家、在奥古斯丁「雅皮」中的嘻皮士,或是邪教吸毒的领袖。这些「一丝不苟」的学者们写这些书却没有丝毫的羞愧感(因为美国的一般民众完全不理会这类的胡言乱语,最近一次民意调查显示,百分之八十四的美国人相信耶稣是上帝或是上帝的儿子,绝大多数的美国人相信耶稣是无罪的,勇敢并且情绪稳定)。

  甚至也有运动员很有想象力地描述过一幅耶稣的图像,使当代的学者也瞠目结舌。前迈阿密海豚足球队的前卫诺曼·伊凡(Norman Evens),在他写的一本名叫《在上帝的小组里》这样说:「我保证,基督一定是在一场球赛中最出色的球员......如果他现在还活着,我想他可能是6英尺6英寸高,260磅的大块头,球技出众,恐怕连我也不是他的对手!」纽约洋基棒球队以前的一位队员佛兹·皮特逊(Fritz Peterson),他想象的是耶稣穿著棒球运动员的衣服,他说:「我确信耶稣基督如果跑上二垒的话,那个二垒手一定会被撞到垒外去了,他也许不会吐口水在球上,可是他一定会按照规则尽力地表现。」

  在这一大堆的迷惑中,我们如果来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耶稣是谁?」世俗的历史家无法提供任何帮助。其实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改变人类历史的最伟大的人物,居然能够避开当时的学者和历史家的注意,甚至那四位写福音书的作者,也省略了许多能引起现代读者兴趣的事情:他们略过他一生十分之九的时间,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提到耶稣的身体状况,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的身材、体态或是眼睛的颜色,甚至对他家人的记载也不够清楚,学者们到今天还可以为他是否有弟兄姐妹而争论。这些生理上的事情,在现代读者的心中非常重要,可是那些作者却漠不关心。

  在我写这本书之前,我走访了三所不同的神学院图书馆——其中一所是天主教办的,一所是基督新教的,另一所则是保守的福音派。我在图书馆中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阅读有关耶稣的书籍。我第一天走进图书馆就非常惊讶地发现,不但是有几个书架上,甚至是好几面墙上都摆满有关耶稣的书。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学者估计,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出版的有关耶稣的书,比以往十几个世纪出版的总和还多。我觉得约翰福音末了那个假设的说法似乎成了真实:「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纳不下了。」

  这一大堆学者的作品真是令我有一点应接不暇。我读到许多关于耶稣名字语源学的研究著作,他们探讨耶稣到底是讲哪一种语言,辩论他在拿撒勒、加百农或是伯利恒住了多久。我愈读这些学者的著作,原来还有一点关于耶稣的印像就愈变得更模糊了。我甚至有预感,耶稣自己对于我所读的这些关于他的描述,恐怕也有三分胆寒。

  可是我发现每一次当我回到福音书里面,毫无例外,那些迷雾就逐渐消逝。杰比·腓力士(J﹒B﹒Phillips)在他翻译了福音书以后这么说:「我读了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福音书,一本神秘的故事书,但是我在其中却闻不到一点神秘的味道......。没有人会如此没有技术地描述这种极易被揭穿的神秘事件,除非这些事件真真实实地发生在他们眼前。」

  有一些宗教的书刊,你多少都能闻出一点刻意宣传的味道,可是福音书却非如此。马可在记载可能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神学家拼命想要用「代死」、「赎罪」、「献祭」这一类的词来解释的事件时,他只用「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这句话。福音书也记载这样一些奇怪的又难以预测的情形:如耶稣的家人和邻居以为他疯了的时候的一些事。如果要写的是圣徒传,为什么加上这一类事呢?耶稣最忠心的一些跟随者,都时常是茫茫然没有头绪:这个人,到底是谁?

  当人们向耶稣挑战时,他自己也没有提供一些严谨的答案。他或许留下一些蛛丝马迹,但在摆出证据之后,他却说:「凡不因我而跌倒的人是有福了!」我们读到有关他的一些事迹的时候,难得有人能不在一些事上觉得难以接受。从某些角度来看,福音书好象是把决定权留给读者,又好象是一部侦探离奇的小说,而不是简单的画虚线的游戏。我对福音书这样的特质很兴奋。

  我突然发现,自从耶稣受难开始,各种扭曲的理论正好确认了神愿意冒一个极大的风险,他甘心把自己摆在解剖台上:研究我、试验我,然后你自己做出决定。

  意大利有一部影片《拉都斯维他(La Dolce Vita )》,一开始有一段直升飞机运送一个巨大的耶稣石像去罗马。耶稣的手臂挂在吊索里,当直升飞机经过一些地方的时候,人们开始认出了这是谁的像。有一个老农夫从他的拖拉机上跳下来,在田里一边跑,一边喊着说:「嗨,是耶稣!」到了罗马附近,有一群穿着比基尼泳装的少女,在游泳池四周日光浴,她们也向着天空友善地挥手,所以直升飞机的驾驶员就直冲下来想要看个清楚。耶稣沉默的脸孔带着寂寞的表情,在这个现代的世界上很不调和地翱翔着。

  当制片家梅怀特(Mel White)借给我五十卷有关耶稣生平的影片时,这给我在寻索耶稣真貌的过程中带来了新的方向。这些影片包括了1927年由西利·德米勒(Cecil DeMille )所拍摄的无声电影「万王之王」、「上帝拼音」,以及「棉花径上的福音」这些音乐片。甚至令人惊讶的是,竟然还有法国和加拿大合作的现代片「蒙特利尔的耶稣」。我仔细观看这些影片,把每一幕的重点记录下来,随后有两年的时间,我就用这些材料当做讨论的起点,来教一班「耶稣平生」的课。

  我们上课的方式是:每当我们要讨论耶稣生平中一个重要事件的时候,我就从这些影片中挑出七、八段比较有价值的部份,在开始上课的时候,我就把每一部份影片放两到四分钟的片段。一般都是先选一些好笑的,或是生硬的片段,然后是发人深思的片段。我们透过七八位不同的制片家的眼光来观看同一事件,把我们多年来在主日学里所建立的一套固定模子慢慢地挪去。但是究竟哪个对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看完了这些影片,然后再来读福音书,最后才来一同进行讨论。

  我这堂课是在芝加哥城里拉沙力街教会中进行的,我班上的学员中有西北大学的博士生,也有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们利用上课的机会来温暖的教室里补睡一觉。我要感谢这些学员,他们使我逐渐改变了我对耶稣的观点。瓦特·凯斯普(Walter Kasper )曾经说过:「极端的说法......把上帝看做是圣诞老人,或是上帝借着人形,好象我们穿上工作服一样到人间,来修理这个腐坏了的世界。」圣经和教会的教义讲到耶稣是完全的人,一个具有理性和人的自由的人,这种概念在一般的基督徒脑海中是不存在的。我必须承认,直到我自己在教这堂课、寻找历史上的耶稣以前,我自己的观念也是不清楚的。

  大体上来讲,这些影片帮助我恢复对耶稣的人性的认知,使我明白了教会中的信条总是提到基督在永世以前的先存性,耶稣在荣耀里的地位,却很少提及耶稣在地上的事业。福音书是在耶稣死后多年以后才写出的,那时第一个复活节已是很久以前的事,对福音书的作者而言,主在地上的事迹正如我们今日回想韩战一样遥远。这些影片帮助我穿过时空,去体会耶稣在地上的时代里的那些人如何看耶稣。如果我混在那些人中间,会有什么样的情形呢?我会对这个耶稣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是否会像撒该一样邀请他来吃晚饭呢?还是我会像那个富有的年轻人一样忧郁地离去呢?我会不会像犹大或是彼得那样出卖他呢?

  我发现耶稣和罗杰先生相似之处极少,和我在圣经学院所研究的耶稣更是大异其趣,至少他不是那么平淡无味。我以前总是认为耶稣的个性有点像星球大战里的福肯人(Vulcan),冷漠沉着、步伐稳重,走路像机器人一样,来到地球宇宙飞船上的一群兴奋的人类中间。可是我发现福音书以及一些好的影片并不是如此形容他。人们的言行时常会深深地影响他:顽固的人会令他沮丧、背信弃义的人会使他怒火中烧、单纯信心的人会给他极大的喜悦。实在来说,他似乎比一般人更情绪化,更激情。

  我愈研究耶稣,就愈难把他定型在一个模式里。他从来没提过他的同胞日常重要的话题﹣﹣罗马占领的事,却拿起鞭子把那些在犹太庙堂里谋利的人驱赶出去;他极力劝勉人遵守摩西的律法,他自己却以破坏律法出名;他会为同情一个陌生人而伤痛,他却对他的最好朋友大声责备:「撒旦,退我后去!」;他对有钱人和行为不检的女人毫不客气,这两类人却总喜欢和他在一起。

  有时候,神迹奇事可以接二连三地发生,有时候耶稣的能力却好象被人们的不信所阻挡; 有时他详谈他第二次再来的事,他却又说他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有时候他从逮捕的人面前逃跑,有时候他却是无畏的走向敌人;他流利的谈论追求和平,可是有时却又叫他的门徒去买刀剑;他狂妄地宣告他自己,惹得许多人争议,可是多次当他行了许多神迹的时候,他却竭力隐藏。正好象温克(Walter Wink)说的,如果耶稣根本不存在,我们无法想象出这样一个人物。

  根据福音书,有两个字是无法用来形容耶稣的,那就是「无趣」和「可以预测」。真不明白,教会怎么可能把这样的一个人物变得好象正如道尔西·西勒(Dorothy Sayer)所说的一样:「把犹太狮子的爪子剪了,将他变成那些脸色苍白的牧师们和虔诚老太太们的猫宝宝。」

  普利兹奖的得主,芭芭拉·泰克曼(Barbara Tuchman),这位历史学家坚持写历史的重要原则就是不可改变时间的顺序,当她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和德军在巴尔吉(Bulge)的最后决战时,她必须拒绝写下「当然,我们都知道这场战役的结果」这样句子的引诱。因为事实上,当时在参与巴吉格之役的盟军并不知道战争结果是如何。根据那时候的情况,他们很可能是被逼回他们登陆的诺曼底海滩上。一个历史学家如果要想保持述说外观上的紧张和戏剧性,他就必须放弃已经知晓结局的立场,这样才能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否则,便会失去戏剧性。能够带着读者回到当初的情境之中,得到感同身受的滋味的历史学家,才是一个好的历史学家。

  我的结论就是,我们大部分有关耶稣的著作和想法都犯了上述的毛病,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总是带着尼西(Nicea)或是迦列敦(Chalcedon)镜片,﹣﹣(自以为)已经知道结果就是教会一直努力研究想要透彻地搞懂他。

  耶稣是一个人,是一个有名有姓、有家有世,与你我一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出生在加利利的犹太人。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耶稣是和地上任何一个活过的人完全不同。早期教会花了五个世纪来寻找一个平衡点,一方面是「一个跟你我一样的人」,另一方面又是「完全不同」。对于在教会里长大的人,或是一些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人,自然都会偏重完全不同这一方面,正如帕斯卡(Pascal)所说:「教会想要说服人们相信耶稣是人的困难度,和证明他是神相去不多。」

  让我在此声明,我完全支持教条的教导,在本书中我祇想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就是那些混在他身边跟随他的人群中,尽可能从属地的角度来观察耶稣的一生。如果我是一个日本的制片家,手上有五千万资金和圣经的福音书,我会拍一部什么样的影片呢?我盼望能如路德所说的:「尽可能地把基督带到肉身之中。」

  在这过程中,有时我觉得自己好象是一个游客参观一个伟大的博物馆,心灵深为敬畏震撼。我围绕着耶稣的一生——他出生的故事、他的教导、神迹、敌人和跟随者,尝试要明了这一位改变历史的人物。

  可是,有时候,我又觉得自己好象是一位古董修复家,把一些被污泥覆盖的东西,一点一点地除去。如果我慢慢地清除这些污泥,是否有可能使古董重见天日呢?

  在这本书中,我试着要讲耶稣的故事,不是我自己的故事。然而无可避免的,当一个人寻找耶稣的同时,也成了自我的反思,没有一个人可能遇见了耶稣以后还能维持原状。我曾经从科学、比较宗教、天生的怀疑和从对教会的反感感染到疑惑,我发现当我把这些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就会有新的亮光。在这个时候,还在第一章里,如果我再多说,恐怕就违反了泰克曼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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