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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一生最信赖的日本人——内山完造

鲁迅一生最信赖的日本人——内山完造

鲁迅一生最信赖的日本人——内山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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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柠:鲁迅一生最信赖的日本人——内山完造
原创 2016-10-19 刘柠 大家


文 | 刘柠

在中国,内山完造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而且有很高的知名度。当然,多数人知道他,是因了鲁迅:从战前到战时,上海的内山书店,是中日关系的一扇重要窗口,也是鲁迅人生最后十年的常“泡”之所——十年间,去过五百次以上,购书逾千册,遑论第一次上海事变(即“一·二八”事变)时,鲁迅一家(和胞弟周建人一家)在内山书店近两个月的避难生活。

因此,谈论内山完造,必谈内山书店和鲁迅——这,自然没问题:作为与晚年鲁迅过从甚密,在鲁迅去世前一天还曾收到其日文便笺的人,内山无疑是当世最有资格称“知鲁”者之一。

可问题是,内山与鲁迅的交往,满打满算,不到十年,未及他旅中生涯的三分之一。在结识鲁迅前,已有十余年在中国社会的“潜水”,其中国观已然成形;鲁迅去世后,复有十年的历练,中国观仍未改其宗。事实上,鲁迅构成了内山中国观的一个要素,或者说提供了某种支撑。

作为明治中期出生,大正初年即来大陆闯荡的日本人,内山的中国观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在“富国强兵”的国是驱动下,以所谓“通商国家”的坚船利炮为后盾,大批底层民众从偏远的山村涌到大陆,谋生图存,寻找发展机会,同时也制造了一批大陆浪人。

应该说,当初内山完造渡海来中国,也是基于同样的背景。但与多数来闯荡大陆的日人不同的一点:完造是信主的人,而且是虔敬的基督徒。其信仰的引导者,同时也是去中国的介绍人,是日本著名宗教家、后成为京都同志社大学校长的牧野虎次牧师。对出身底层且无学历,在国内商海中打拼多年,已深感倦怠的完造来说,中国既是一个新鲜而神秘的国度,也不失为一个现实的选项。所以,当牧野牧师向他征询去中国想法的时候,一拍即合。后完造在《花甲录》中写道:

我一听,激动得禁不住浑身直哆嗦。何至于如此呢?因为我以前就觉得,如果说世人是五寸的话,自己不到四寸五。恐怕非得到四寸人的社会去,才有可能成功——那便是中国。

就是说,相对于“五寸”的日本,中国是“四寸人的社会”。而这对在“五寸”社会中,只有“四寸五”的“屌丝”来说,其“比较优势”自不待言,意味着大把的机会与成功,无疑是不小的诱惑。如此中国观与日本明治维新以降,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从“二等国”一跃进入欧美列强的“一等国”行列,而朝鲜、中国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则沦为“三等国”的文明意识形态一脉相承,可以说代表了那个时代日本国民的最大公约数。而毋庸讳言,这也构成了完造其人中国观的原点。

1913年(大正二年)3月24日,二十八岁的内山完造乘春日丸抵达上海,先是被惊到了:

清晨,头一次看到长江的赤黄泥水,先吃了一惊;接着,放眼望去,对极目千里、无边无涯的大平原又吃了一惊;仅一支叫黄浦江的支流便可容纳三千吨的春日丸自由进出,不禁令人对这怪兽一般的庞然大物的宏伟再吃一惊。

这一连三惊不要紧,“我对此前把中国人想象成‘四寸’虽然开始抱有疑问,但听说这风景不过是西洋人的街区,我便仍带着对中国人的‘四寸’视线上陆了”。

自此,直到战后被遣送出境,完造的所谓“四寸”中国观不断被试错、修正、重构。而其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均是中国现场的刺激:一是中国人——从商人、知识分子到普通店员,甚至是那些挣扎于社会底层的农人、纤夫和苦力,他们身上的勤勉、乐天、隐忍的品性,默默地感染着完造。

同时,在大陆的日人的无礼、霸道,军人的横暴,则令他时时感到痛苦和羞耻。如第一次上海事变时,看到(中国)“避难者成群结队涌过,却全然不见任何混乱迹象,卡车穿过马路时,也平安无事。与日本人动辄歇斯底里状相比,完全不成问题,实在是平静如常”,完造的内心其实很难平静。特别是眼瞅着“周建人先生一行被带走时,也淡定自若”,而“躁动不安的是日本人”,他内心的天平明显发生了倾斜:“两相比较,自然不难看出民族的轻率与持重。”



▲ 鲁迅在千爱里避难时与内山完造(左一)等日本友人合影,1934年8月29日摄于完造寓所前

上个世纪20年代,上海内山书店的中日方店员曾组织过一个内部储蓄会,每人每月缴纳一元,并把钱存进中南银行。可后来,那家银行因公债暴跌而蒙受巨额亏损,其所发行的纸币被外国银行拒收了。于是,内山向书店的中国人主管王宝良先生建议:“中南银行比较危险,还是把储蓄会的存款取出来,转存正金银行比较保险。”可王先生却说:“没关系,先搁在那儿吧。”内山不解,“万一银行破产怎么办?”王先生答道:“人家亏损时去提款,银行便会破产。还是在人家赚钱时去取钱比较好。”内山听罢,顿感羞惭:

我不禁面红耳赤,连这个十三岁起就进店当小伙计的王先生,都能把经济理论付诸实行,这种普通中国人身上的伟大实在令我感佩不已。问题不在于理论本身,决定性的因素是实行与否。

要知道,在那个时代,积贫积弱的中国人在外部视野中有多么不堪,连同为中国人的鲁迅都在痛殴国人的“国民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一个日本人,却能从底层中国人身上,有所发现,且发自内心地感佩于这种发现,这确实很能说明内山的品格,令我想到了“民艺运动”的倡导者柳宗悦。

早在战前,柳宗悦便从日本的“保护国”朝鲜的艺术,特别是陶器艺术中发现了一种“悲哀之美”。基于这种发现,他提出了“在伟大的支那面前,在优雅的朝鲜面前,何以呈现独特的日本”的问题,并把目光投向了生活中的日用杂器(即民艺),试图从中发现独特的“日本美”,从而构成了“民艺运动”的出发点。

与柳宗悦一样,内山完造也是在殖民时代,虽身处殖民主义的磁力场中,却拥有超越殖民主义思维的分子之一。有道是“知易行难”,但其实“知”也不易。完造在中国的年代,仅上海一地,日侨的人数便从万人增至日本战败前夕逾十万人。从日本内地往来大陆者中,不乏达官显爵、文豪精英,但几乎清一色是为帝国的大陆政策辩护的国家主义立场,作家文人多沦为“笔部队”,以貌似“客观”的笔触,宣泄着对“支那”的傲慢与偏见。放眼帝国时代的日本,有如此超越性反殖民“逆向”思维者,其实寥寥无几。

而这正是完造的生活经历之所以吸引我的地方——是什么使完造从一名卖眼药的游商,在变身为上海最著名的文人书店内山书店老板的同时,长成一名自由派反战知识分子?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现实告诉我们的,多是“屌丝”成功后的跋扈,所谓“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鲁迅题赠内山完造诗),鲁迅则干脆把中国历史分成两个时代: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而内山从社会的底端起步,在中国社会不懈打拼、上升的过程,则呈现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他刚到中国不久,便带领几名中国苦力踏上了行商之旅,先后历时两年,足迹遍及华东、华中的大部分地区,自命为“日本人苦力”。每日行脚于陌生的城乡,为“大学眼药”打广告、做宣传、宴请客户,时而也接受各地乡绅、商贾的招待,风餐露宿,雨夜睡在乌篷船上,身体喂饱了南京虫(日文,即臭虫)的大军……异国广袤的土地、雄浑的自然和异文化的新鲜刺激,不断刷新、改写着完造在日本国内被洗脑的中国观,他开始自觉并惭愧于此前那种“无知的傲慢”:

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中国人,虽然全无常识,却端着一种日本式的自信,动辄以“文明国人”自居,将自己的生活束之高阁,想必相当滑稽。日后想起来,连自己也禁不住苦笑。

如此,完造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一边感受着日帝对中国的渗透和倾轧,一边体验着中国民族独立意识的高涨,在此起彼伏的“排日”浪潮和日益绷紧、不无对撞危险的中日两种文化的夹缝中,苦心孤诣地在大陆行商,同时积累着对中国的观察及对中日文化差异的思考,为日后作为知识分子的重新出发,做着准备。而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与商人不同之处就在于,即使在作为商人的时候,他的感官也是开放的,也会从商业的习惯和潜规中,发现不同的商业道德,从而修正此前的“问题中国观”中的既成偏见。


▲ 鲁迅1931年书赠内山完造(邬其山为完造日文名的谐音)诗

如他在《花甲录》中记述的一个故事。1914年,完造去长沙行商,顺道访问城里的英华大药房。五六年前,完造奉职的参天堂上海代理店——上海日信大药房曾委托这家店寄售大学眼药。他想了解一下后续情况并回收货款,可他并不知道该店已经易主:

刚好店主在,说其实这家店四年前已经易主,彼时在自己交接的内容中,还有大学眼药的余款。说声“请稍候”,店主便进里面拿出了一个纸包递给我:“这个即是。明细都写在上面了,请您过目。”我当场打开一看,里面分别包着写有明细的纸条和余剩的残品及货款,分毫不差。我在感叹那种诚信的同时,也开始思考什么是中国人的商业道德。可是,纸包里所包的钞票是大清银行的钞票,而由于大清银行已经在革命中破产,这些钞票恐怕连三文钱都不值。但毫无疑问此系四年前所包,纸包外面严实密封的封蜡证明了这一点。而且,此等事体并不仅限于湖南人。

尽管店已易主,银行已倒闭,货款却一文不少,完璧归赵——湘商重然诺的诚信,令关西商人出身的完造内心受到很大震动,而且他相信,“此等事体并不限于湖南人”。可以说,正是这种作为行商的四处游历和与中下层民众的广泛接触,构成了内山其人中国观的底色。

可完造骨子里并不是商人。生于乱世,又置身于两种文化的夹缝中,一个纯粹的商人角色,使他有种安身立命的惶恐感,这与他早年的经历有关,也与其基督信仰有关。就出身与学历而言,完造接近于当时侨居上海的日本居留民,基本相当于“土着派”。但通过基督教的路径,特别是后来的书店经营者背景,完造得以接近上海——这个战前独特的国际化大都市的中间层,从而实现了人生转型。以1917年(大正六年)为界,完造从一名行商,转身为书店经营者。从此,“内山”之名,开始与某种“志业”合体——即内山书店。

其实,内山书店的前身,是内山夫人内山美喜(原名井上美喜)的副业,首任店长应该也是内山夫人。彼时,完造四处行商,夫妇聚少离多。为排遣夫人的寂寞,便在当时位于魏盛里的自家公寓二楼的亭子间开设了一爿小书店。因夫妇二人均为虔诚的基督徒,书店开业之初,只经营《圣经》和圣经研究杂志,及日本社会派基督教理论家内村鉴三等人的著作。顾客多为上海日侨中的基督徒和日本YMCA(上海日本人基督教青年会)方面的人士。不久,完造因公司内部的人事斗争,对行商之路断念,遂从公司离职,厕身书店经营。

完造接手后,夫妇二人胼手胝足,苦心经营,书店几经搬迁,越做越大,最终本店于1929年在公共租界内的黄金地段北四川路(施高塔路)落定,并在英租界开了一家分店,成为战前到战时,日本在海外的最大书店。1926年,文豪谷崎润一郎访问上海,曾在随笔中记录了内山书店的繁盛和与店主的交游:

这个书店,据说在支那,是除“满洲”之外最大的店铺。店主气质很年轻,说话清通,是很有趣的人。店中暖炉的四周,放着几把长椅和桌子,买书的人来了,可小坐,喝茶。显然,这家店成了书客们的爱“泡”之所。我自己是被喊来喝茶的,就势了解了一番支那青年的现状。

从谷崎作家的记述,亦能看出,内山书店已然超出了纯书店的范畴,颇有种今天书咖啡(Book Café)的味道,在那时就相当文艺范儿了。事实上,内山书店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人文书店之一,而且兼营出版。店中附设的茶座,是“文艺漫谈会”的专用场所,由中日两国的作家文人“轮流坐庄”。名为“漫谈”,其实还定期出版机关志,曰《万华镜》。老板内山也再次顺理成章地转身为“漫谈”作家,生前出版了不下二十种随笔集。书店提供的左翼进步书籍,是中国知识界了解世界的窗口,是不折不扣的文化重镇。据不完全统计,仅三十年代,由中国左翼作家翻译出版的外国文艺书籍中,原版书源自内山书店者,逾三百三十种。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波谲云诡,战云密布,扼守上海公共租界战略要津的内山书店,自然吸引了中日两国各界的目光,其影响力远远溢出了文化圈。店内高朋满座,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用完造自己的话说,“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者中的李大钊、陈独秀,都是书店的顾客”,遑论李汉俊、陈望道、欧阳玉倩、田汉、郁达夫、郭沫若、沈雁冰、柔石、萧军、萧红……当然,最著名的书客,当属鲁迅:鲁迅不仅常“泡”,连家中的房租和水电费都是连同书账,由内山书店代缴的。

在鲁迅所结识的日本友人中,经内山引荐介绍者,多达一百六十人以上。鲁迅去世前一天,最后一封便笺是致内山的。鲁迅生前唯一为人作序的书,是内山完造的处女作《活中国的姿态》。第一次上海事变中,鲁迅和胞弟周建人一家在内山书店避难;鲁迅逝世后,内山完造是忝列治丧委员会的两位外籍人士之一(另一位是史沫特莱);第二次上海事变(即“八·一三”事变)时,内山出面搭救被捕的许广平;郭沫若、陶行知、夏丏尊等进步文化人,都曾得到过内山的营救……毫不夸张地说,内山完造和他的书店,不啻为严峻时代中日关系最靠谱的桥梁。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完造把书店资产均分给中日两国三十余位店员,同年10月23日,上海内山书店作为“敌产”被国民政府接收。1946年12月,内山完造被限期离境,且禁止携带任何行李,只穿了一件对襟毛线衣,便上了回国的轮船,大量手记、书信等珍贵尺牍悉数佚失。

战后,因片纸未能带回国,完造只好以日本出版的历史年表为线索,完全凭记忆,撰写了从出生到从上海回国的六十年回忆,即《花甲录》。1960年9月,《花甲录》由岩波书店出版。2011年3月,由平凡社再版,并编入权威的东洋文库。问世逾半个世纪,《花甲录》早已沉淀为日本现代汉学的经典著作。过去十余年来,内山完造的诸种著作陆续被大陆各家出版机构争相出版,可唯独不见这部“硬货”的登场。此番由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付梓,算是聊补遗珠之憾。

在种种意义上,《花甲录》都是一部重要著作。它不仅是内山完造的个人史,更是一部涵盖了从19世纪末叶(1885年),直至“二战”结束的日本近现代史、社会世相史和中日关系史。学者竹内好评价说:“《花甲录》并非历史书,而是历史本人,是内山完造的人格。对思考日中关系的人来说,是一个无限的未开拓的,或者说半开拓的宝库。”


▲ 《花甲录》日文版

完造不是历史家,但胜似历史家。完造其人的特殊背景、传奇经历和从战前到战时上海内山书店绝大的影响力,使这部回忆录史料满载。其中,很多一手资料,大可作为破解历史迷津的重要参考:如上海租界公园中著名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之问题告示的来龙去脉;如第一次上海事变中鲁迅和周建人一家避难的真相;如1927年,郭沫若曾携一位穿军装的安徽女郎在内山家住了十来天,后女郎的母亲追至上海寻女儿。而同时,郭的日籍夫人安娜(佐藤富子)则从广东捷足先登,在内山宅附近赁屋而居,伺机而动的八卦,等等,令人读之不禁莞尔。

最后,请允许我谈几点关于《花甲录》的内容和体例上的问题。大致有如下三点:一是原著无注释,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所加。因本书作为历史文本,涉及的人、事繁复,为方便读者的检索、研究,凡加注释的外国人名(包括日本人),均标注了英文(或日文罗马字)拼写;二是由于完造在写作时以日本战后出版的历史年表为时间线索,故每一年的大事记,均为内山遴选的历史年表记载,而不是作者本人的记述。因此,个别带有国家主义色彩的表述,权且照录,重在历史线索;第三,同样的问题,碍于作者的生活年代,行文中有一些战前的表达(诸如“满洲”“支那”,包括“北满”“南满”和“中支”“北支”等),只是基于“时代错误”的习惯使然,并无特定的政治社会意味。作为一部回忆录,为保留历史的原生态计,也全部照录,不做更改。特此声明,请读者诸君明察。

(注:《花甲录》,内山完造著,刘柠译,即将由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出版)

病中写于2016年10月19日——鲁迅八十周年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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